操作方式多樣化

　　盡管地下錢莊存在著明顯的金融風險，但由于民營企業的巨大資金需求，沿海地區的地下錢莊提供的借貸類型和運作方式已經多樣化。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李建軍曾出版國內首部《中國地下金融調查報告》，按照他的理解，地下錢莊的操作模式主要分三種。

　　第一種是短期借貸。“比如東莞或深圳的大多數加工企業，除了有訂單需求者可以通過銀行進行短期融資外，其他的有相當一部分需要通過地下錢莊。一般來說，借貸期限在6個月以內。短期利息比較高，一般月息在5分左右，高的可以達到8分。運作方式也相當簡單，有的甚至不需要抵押，因為內部形成了一種假于民間關系的信用體系。”李建軍說。

　　第二種是中長期借貸。“借款期限半年到一年，月息一般在5分以內，3、4分的比較多。”李建軍說，這一形態的借款程序相對復雜些，但仍比銀行簡單很多。一般先通過中介公司的介紹，與對方談好擔保條件，對方如果認為風險在可掌控范圍內，一般會順利簽約，對方先行扣除利息，本金到期償還。

　　第三種類似創業投資。如果地下錢莊認為企業的前景不錯，就直接以資金入股，但不會參與企業具體經營，大多派員參與財務管理而已。雙方一般約定，地下錢莊在多長時期內退出以及退出的所得利益，屆時企業按價回購地下錢莊所持股權。

　　在法律邊緣求生

　　操作方式的多樣化，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地下錢莊與非法活動的緊密關系。由于國家很難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從而導致非法行為很容易在地下錢莊得以實現，其中最被人詬病的是不法轉移現金和漂洗黑錢。

　　對于漂洗黑錢，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張明這樣解釋：“熱錢通過地下錢莊進入中國。一般機構將美元打入地下錢莊的境外賬戶，地下錢莊再將等值人民幣扣除費用，打入境外投資者的中國境內賬戶。”而全國各地的非法獲益、灰色收入、私自炒港股、熱錢等資金，也常常通過地下錢莊進出。

　　央行2005年發布的首部《反洗錢報告》表明，中國的洗錢活動以地下錢莊的洗錢活動最為典型，不算其他非法地下金融活動，大陸每年通過地下錢莊洗到國外去的黑錢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

　　反洗錢，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不容置疑的任務，但對于正常的外匯需求，如果完全采取“堵”的方式，收效甚微。國家的打壓顯然是在與市場需求“掰手腕”。

　　從某種程度上說，沿海地區的中小企業過去30年來能蓬勃發展，地下錢莊還有一定“貢獻”。中國的合法信貸市場被銀行壟斷，而由于貸款限額導致急等錢用的中小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得資金支持，除了從擔保公司抵押獲得資金外，更多的民間借貸通過地下錢莊實現，“以溫州為例，地下錢莊之所以在溫州不斷涌現并擁有廣泛市場，主要原因就在于當地發達的民營經濟和雄厚的民間資本。”周德文說。據估算，目前地下資本占據當地民營企業資金來源的30%-40%。

　　但地下錢莊畢竟是非法組織，討債行為時常涉及暴力，各地政府因此一直進退兩難，辦也不是，不辦也不是。

　　對此，美國《僑報》在今年11月底的一篇文章就認為，“如此‘繁榮’的地下錢莊業務既折射出大陸民間金融市場的畸形現狀，也反映在實體經濟突飛猛進中，大陸金融業的嚴重滯后以及原有金融體制的尷尬。”

　　疏堵并舉是出路

　　也正是因為面對這樣的尷尬，所以越來越多的業內人士呼吁有關部門在嚴厲打擊地下錢莊非法活動的同時，也在呼吁應盡快開放民間金融市場，引導地下錢莊實現合法化。實際上，如何引導地下錢莊實現合法化，一直就是民眾熱議的話題。是取締它們，還是視其為國有金融體系的一個補充？從學界到民間，爭論至今不休。

　　支持合法化的人普遍認為，《放貸人條例》的出臺有利于打破銀行信貸壟斷，使一批符合條件放貸人注冊放貸，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今年早前也曾公開表示，“浙江部分地市將地下錢莊翻明，轉正等，是有益的做法，有利于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但要加強監管。”

　　而反對者的聲音則主要集中在：“地下錢莊合法化的問題是監管難，且擴大了貧富差距，而且會助長高利貸合法化。”

　　究其根源，“地下錢莊之所以能長期存在，最大的因素是市場需求，至少，它能提供正規銀行無法比擬的快捷及方便服務。”趙錫軍認為，適合大城市的銀行體制未必適合農村地區,里面存在需要填補的空白。

　　“地下錢莊合法化，應疏堵并舉。實現國家對民間金融活動的有效調控和監管，保障借貸雙方合法權益。這樣，對洗錢、境外非法資金流入、放高利貸等等都可以及時監管。”趙錫軍說，“民間借貸的陽光化，是要通過明確民間自由放貸權力來堵住地下錢莊的非法資金渠道，從而使民間資本更好地為中小企業和農民服務。”

　　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胡曉煉也曾對地下錢莊做過具體分析，他認為，一方面“對透過地下錢莊進行賭博、走私、逃騙稅、洗錢等非法活動現象，要堅決打擊”，但同時“對地下錢莊的活動空間要具體分析，區分不同情況，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疏堵并舉。”(記者劉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