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相關負責人透露，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將出臺系列措施，其中，企業為職工繳納社保比例明年有望臨時下調，而最低工資標準明年北京將暫緩調整。(12月5日《新京報》)此前，浙江已率先出臺了企業社保繳費“減征”方案，將基本養老保險費繳費比例下調到12%至16%的區間內，企業減少繳費比例，職工所享社保待遇不變。

　　我國企業的社會保險負擔比發達國家和地區高很多，但公民的社會保障水平卻不高。比如，北京地區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20%，個人繳費比例8%；醫療保險單位繳費比例7.5%，個人繳費比例2%；生育保險繳費比例為0.6%，單位承擔；失業保險單位繳費比例2%，個人繳費比例1%；工傷保險按行業性質分為0.6%、1.2%、2%三檔基準費率，只由單位承擔。以上合計，社保總負擔已占個人工資總額的43.1%，外加單位和個人各繳12%住房公積金，單位的負擔可謂沉重。

　　而像農民工一類的員工，由于流動性大而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沒有實現，根本得不到養老保險，基本上只能選擇年底退保，最多退回8%個人統籌的部分，其余主要由企業交納、占工資總額約30%的大部分，就無償“充公”了。這對繳納社保的企業和個人都不公平。鑒于這種情況，不如暫時取消農民工的社保，把真金白銀直接還給企業和農民工個人，增加他們的現金持有，刺激內需。

　　目前已經表示要下調企業社保比例的地區，都突出了這種調整的“臨時”性質。不過，筆者以為應該以此為契機，將下調企業的社保負擔作為實現“國民收入倍增”的常規措施，長期施行。

　　首先，我國現階段的社保虧空主要是歷史原因造成的，計劃經濟時代的國企員工基本上都沒有繳納社保，實行的是高就業低工資國家包養老的待遇，將他們推向社保后，以前的欠賬部分應由國有資產的變現充實，而不可能由提高現有勞動者及其企業的保障比例來彌補。

　　其次，在減輕企業社保負擔的同時，很多地區也采取了另一種“擴大就業”的方式。比如珠海市政府日前出臺促進就業新政，將以購買就業崗位制度、提供社會保險補貼和崗位補貼等辦法，促進困難群體就業。此前，北京、廣州等地也有類似規定。如北京鼓勵企業聘用失業者，每招一人每年補貼上萬元，其中的社保補貼高達7296元每年。

　　這種直接補貼招聘失業者的做法值得商榷，因為它會擠掉沒有進入當地失業率登記的外來農民工的飯碗，并可能導致地方政府被紙面上的低失業率誤導，從而做出錯誤的決策；它可能形成新的“關系企業”尋租現象，甚至可能導致企業把人先辭退再就業。如此一來，還不如對所有企業公平降低社保負擔，把財政補貼的錢直接用于充實社保基金。

　　□童大煥(北京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