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收支需民主監督

　　中國新聞周刊：此次出臺的10項經濟刺激方案，也包含了很多民生方面的原則性內容，諸如加快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增加城市和農村低保補助等等。你認為，啟動內需拉動經濟，在民生方面，還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設？

　　陳志武：中國民間消費太少，原因主要在兩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錢太少，政府錢太多，國富民窮；第二，政府開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監督和制約，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做三件結構性改革，一是民主制度改革，二是減稅、退稅；三是將剩下的國有資產做民有化改革。

　　不管從歷史，還是從跨國比較的角度看，今天中國民間消費都是很低的。在建國初期的1951年，民間消費占當時GDP的68%，政府消費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間消費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費是GDP的28%。這說明過去幾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財富逐步從民間轉移到政府手里，讓民間變得更窮，而且支撐這種轉移的制度還沒有改變。其次，跟其他國家比，今天韓國和日本的民間消費分別占GDP的52%與55%，巴西民間消費占59.9%，印度為55%，美國最高，民間消費是GDP的71%。

　　如果要刺激中國的民間消費，應該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經濟刺激措施只是對短期經濟增長有作用，但是，不會、也不能從根子上鏟除抑制民間消費增長的制度基礎。所以，要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沒有別的選擇，必須要進行基礎性制度改革。

　　首先，要對政府財政預算進行民主監督，包括公開聽證、廣泛的自由討論。民主制度監督可以減少政府開支的“硬件”投資偏好，引導政府開支往民生傾斜，包括基本醫療保障、社會安全網、基礎教育等方面的國家投入。一旦政府在這些領域有實質性投入，可以給老百姓提供底線經濟安全感，自己儲蓄壓力會減少，民間消費就可以被解放。

　　以2007年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國才3%。在其他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醫療衛生一項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國政府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失業救濟這幾項開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

　　其次，征稅權、加稅權必須掌握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手中，行政部門不能有征稅權，新增稅種、稅率提升必須經過廣泛的公開聽證和公眾討論。如果征稅權不能卡緊，民間的收入就無法與GDP同步增長，政府拿到的國民收入比重就會繼續膨脹，民間消費當然就沒有收入基礎了。

　　最近幾年的極端情況不說，就拿1995至2007年這更長的12年看，這些年里，政府財政稅收共累計增長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增長1.6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才累計增長1.2倍。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間資費的增長當然難以實現。

　　國有資產應真正實現“全民所有”

　　中國新聞周刊：針對國內消費難以啟動的難題，你曾提出過對國有資產進行民有化改革？

　　陳志武：民間消費難以增長，并不是因為中國人不喜歡花錢，而是因為在國有制之下大多數人都沒有自己的資產。通過國有土地、國有資源、國有企業等，政府擁有的資產性財富相當于社會總財富的近四分之三。雖然這些國有財產是“全民所有”，而且這些年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增值很多，但是，沒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國有資產升值、國企利潤的好處。對絕大多數老百姓來說，工資是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而工資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為了讓中國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國有資產中屬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個人的“財富感”、進而提升消費的意向，我們就必須進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國有資產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們必須把原來缺位的“所有者”給明確化、具體化，以實現真正的“全民所有”。

　　具體辦法是，是把現有的央企國有資產、地方國企產權除給社保基金注入部分產權外，剩下的分別注入中央和地方國民權益基金。中央級的一個、31省市分別個一個，共有32個國民權益基金，中央國民權益基金的份額均分到13億公民，地方國民權益基金的份額可以給當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我們必須意識到，除非能讓國有資產的升值和盈利直接進入老百姓的消費預算中，否則，中國民間消費增長會繼續缺乏資產財富基礎，這就是為什么過去十幾年一直在呼吁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可是，實際結果不僅民間消費占GDP比沒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國富民窮，怎能轉型經濟模式？

　　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對這種改革的前景很樂觀。

　　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財產性收入，如果沒有財產，怎么能增加財產性收入呢？從這個意義上，我講的民有化改革跟黨的十七大方針是一致的，而且是具體實現這一方針的途徑；第二，國有制的理念本來就是“全民所有”，我講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來沒有真正落實的“全民所有”給落實；第三，在國內外的消費需求都出現危機的情況下，這種改革可以從根本上讓每個中國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減少儲蓄壓力，增加消費，這就能促進經濟模式的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