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門檻、嚴打擊，未能規范住形形色色的地下職業群體，反而使矛盾長期積累，更加容易激化

　　在大小城市，由于為建設城市文明而設置的行業“門檻”越來越高，一部分謀生者難以獲得合法經營資格，不得不進行無證經營、違法違規生產，淪為“地下職業”，因此形成獨特的“地下經濟”。

　　《瞭望》新聞周刊在近期的追蹤調研中了解到，這樣的“地下職業”者比普通困難群體強：他們能夠自食其力、自謀溫飽；“地下職業”又比普通困難群體更弱：不僅很難得到來自政府和社會的扶持、關懷和同情，反而因為“妨礙城市管理”而不斷遭受地方政府的打擊取締，本已脆弱不堪的泥飯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砸爛，長期打擊下積累的怨氣怒氣，一點就著，容易使偶然事件升級成惡性沖突。

　　這些“地下經濟”的典型代表如城市黑車、黑摩的等。他們并未在長期嚴格管制下得以取締和規范，反而容易成為種種沖突的導火索。日前的重慶、海南三亞罷運事件，深圳石巖事件的起因，都與“地下經濟”的存在有直接關系。

　　實踐中，一些城市已經意識到部分“地下經濟”存在的現實合理性，從保護民生的角度出發，采取降低門檻、扶持規范等辦法，將“地下經濟”轉化為“地上經濟”，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社會矛盾的隱患。

　　“高門檻”外的“地下職業”

　　“灰色經濟”，或稱為“地下經濟”、“地下職業”在各個城市都普遍存在。它的主要特征是：這種經濟活動不以侵害其他公民的生命財產為目的，經營活動本身無害于社會，但由于種種原因，不能獲得合法的經營資格。這個群體只能依靠非法、違規手段謀生。

　　既然是“地下”狀態，它就在政府的統計之外，沒有人知道從業者的人數多少、產值多少。廣州市社情民意調查中心經過長期跟蹤調查認為，廣州市從事黑作坊生產、無證經營、流動攤販、摩的、黑的等職業的人數，保守估計在60萬。

　　“地下經濟”的存在，有著現實合理性。在需求方，“地下經濟”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價格低廉、方便快捷，特別獲得廣大中低收入階層的青睞；在供給方，這是“地下職業者”的惟一生計，不管政府部門怎樣打擊取締，總會死灰復燃。

　　“摩的”、“摩托仔”就是“地下經濟”的典型代表之一。

　　深圳市由特區“二線關”分割成“關內”、“關外”。“關內”是高度發達的經濟特區，“關外”是占深圳市土地面積八成以上的寶安區和龍崗區，是深圳的主要工業區，以中小企業為主。這里工作、生活著1000多萬外來務工人員。土地遼闊，公交線路少、發車少，居民收入低，打“摩的”一直是重要的短途出行方式，車手被稱為“摩托仔”。本刊記者到這里采訪，也全靠打“摩的”代步。

　　深圳市2003年開始“禁摩”，但在“關外”，摩托車非法營運久禁不絕。

　　一方面是巨大的社會需求，另一方面，這是許多“摩托仔”的惟一生計，他們在循環往復的打擊之下固執地堅守著。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曾經從事過其他職業：進過工廠、送過報紙、送過桶裝水，但收入都不高。有的做過小生意，但經營不善，血本無歸。而當“摩托仔”，早七晚九，一天干上十三四個小時，能有100元收入。

　　大多數“地下職業者”，都不止一次遭遇過重罰。像深圳的“摩托仔”，交罰款是他們的“四季歌”——一年大概挨這樣的處罰三至四次，每次500～1000元；曾經被沒收過兩三輛車的，不在少數。

　　“摩托仔”們反映，摩托車扣押后，交點手續費或罰款，就可以領回來繼續上路。因此，深圳市“禁摩”多年，但在寶安區，摩托車照樣大行其道。11月8日下午3點24分起，本刊記者站在距石巖交警中隊只有幾分鐘車程的寶安東路335號統計，10分鐘內，經過這里的摩托車有46輛。

　　現實中，嚴厲打擊、“非法”身份，使他們的行為更不規范。對“摩托仔”來說，只要被管理部門抓到，一概處以非法營運處罰——這是所有交通違法行為中處罰最重的一項。

　　因此，他們為躲避管理和處罰，即置各種交通法規于不顧：執法者喜歡在“摩托仔”停在路口等交通信號燈時上來查車，誰要是老實等信號燈等于自投羅網，所以，“摩托仔”沖紅燈肆無忌憚；頭盔自然也不必戴了；也無所謂超載了。本刊記者在寶安區的馬路上到處可以看到，一輛摩托車連車手載了三四個人，像葫蘆串兒似的從身邊飛馳而過；政府已經禁止上牌，所以車輛年審自然也免了；行駛證、號牌不用領了；駕駛執照不用考了……

　　和“摩托仔”一樣，由于某個單項不合格，導致無法取得市場準入資格，“地下職業”從此徹底脫離政府監管——監管者對他們，要么裝作沒看見，要么就是取締，“地下職業者”成了孫悟空——超出所有經營法律法規的管轄之外。比如，由于經營場所沒有房產證，無論如何辦不成營業執照，所以，無證經營者連稅務登記、消防驗收、衛生許可，等等，統統不辦。

　　相應地，有關的政府部門也就“免責”，不進行日常檢查、監督、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