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處理方式迥異

　　不過，與“大蕭條”時期不同，當前美聯儲以及美國政府應對危機的反應更快，力度也更大。在過去的13個月，聯邦基準利率已經從5.25%降至1.5%，美聯儲共向市場注入了1.1萬億的流動性。雖然評論這些手段的效果為時尚早，但不可否認，這是提振市場信心的必要方式。

　　其實，伯南克和財長保爾森確實是將“大蕭條”的遺產學以致用了。

　　在今天看來十分荒謬的是，“大蕭條”時期，胡佛政府采取了貨幣、財政雙緊縮的政策。當時，財政赤字仍是不被接受的概念，胡佛政府還在試圖艱難平衡財政赤字，并推行了貿易保護政策。胡佛政府不顧千名經濟學家的聯名反對，于1930年6月17日簽署了《斯慕特-霍利關稅法案》，將應稅商品的平均關稅提高到前所未有的53.2%的高度，對瀕臨崩潰的經濟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

　　而當時的美聯儲也沒有出臺任何刺激市場流動性的方案。用美國經濟史學者約翰·S·戈登的話說，就是國內經濟快被通縮凍斃時，美聯儲還開著治療經濟過熱的退燒藥，貨幣供應量在“大蕭條”期間減少了1/3。

　　直到羅斯福上臺后，開始推行與前任政府相反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強調了創造需求和國家干預對自由市場的重要性，這才擴大赤字，投資基礎設施，創造就業，美國經濟重新振作起來。

　　國際影響今非昔比

　　盡管70多年前的全球化格局仍未完全形成，不過“大蕭條”還是對世界經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與今天金融危機對世界的影響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大蕭條”主要是重創了西方經濟。首先，來自于歐洲各國的投機資本都在蕭條中蒸發，極度依賴出口貿易的國家都明顯感受到了美國需求下降帶來的寒流。澳大利亞在1932年的失業率達到創紀錄的32%。加拿大的工業生產也開始萎縮，1932年的工業產值僅僅相當于1929年的58%，國民收入也在這三年間降低了45%。而依賴美國貸款維持重建的德國，也無法再從美國那里借到錢。

　　今天美國的金融危機波及的范圍比當年廣得多，國際資本從未像今天這樣能夠如此自由、快速地流動。不少中國人吃驚地發現，搖搖欲墜的“兩房”，其1/5的債券都由中國持有。美國的危機還使得冰島的前三大銀行瀕臨倒閉，不得不由政府接管，冰島甚至面臨國家破產的危險。而對實體經濟而言，中國出口產品增速放緩也和美國經濟形勢不佳有著直接關聯。

　　眼下，各國政府對金融危機的處理方式更是充分彰顯了全球化在如何改變一國的經濟決策：“大蕭條”的年代，美國政府關起門來悶頭解決問題，而今天，美國則將流動性輸往全世界，讓世界為其埋單，同時召集各國決策者坐在一起共商解決之道。

　　創新與監管的永恒博弈

　　對兩次危機而言，貪婪和欲望都是可以被指責的對象，與其一起被按在靶子上的還常常有監管者——他們的失職被認為是導致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

　　其實，貪婪與欲望是推動經濟進步的動力之一，而泛濫開來則具有毀滅性。監管是維持市場秩序的必要手段，而過了頭的監管也會遏制市場活力。從大蕭條到次貸危機，投機者一直與監管者在進行一場博弈，在博弈的過程中，也留下了不可忽視的歷史遺產。

　　大蕭條的發生改寫了美國金融監管的歷史，在羅斯福宣誓就職后不久，他就請求國會支持銀行業立法，法理基礎是“古老的真理”——那些經營銀行、公司和其他管理或使用他人錢財的機構是代表他人利益的托管人。1933年5月，羅斯福簽署了美國歷史上第一部規范證券交易的法律《聯邦證券法》。它要求所有的新股發行都必須在聯邦證券交易委員會注冊，而且必須披露特定的信息。6月，國會取消了金本位制度，16日又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根據此法，美國成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對5萬美元以下的銀行存款提供擔保，以避免擠兌的發生。目前美國大部分銀行都是FDIC成員，這一法案也要求美國銀行業必須存儲、投資分業經營。1999年，這項法案被廢除，美國國會通過了以金融混業經營為核心的《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

　　今天的危機也引發了美國金融業的深刻反省。美國總統負責金融市場事務的工作小組10月10日表示，有必要考慮改革金融監管框架，以恢復市場信心。其實，房貸機構與保險機構的專家們并非嗅不到潛在的問題，不過，在扭曲的激勵機制下，每個人都只顧眼前利益，而對今后可能發生的危險視若無睹，而漏洞百出的監管體制則讓金融風險生長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重蹈覆轍并非不可能

　　但我們擺出這一系列的大蕭條與如今美國的金融危機之異同后，似乎仍無法為這個問題找到答案：大蕭條會重演嗎？

　　根據“美國之音”網站8日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奧利沃·布蘭查德及其同事認為大蕭條絕對不會卷土重來，因為人們已經從中學到了很多，懂得在危機時刻刺激需求有多么重要，因此今天的經濟活動不會在企業的失敗與失業率的飆升中急轉直下。

　　哈佛經濟學教授格雷格·曼昆在9日的博客上引用了這段報道，并寫下了意味深長的一段話：奧利沃真的這樣自信嗎？我也不認為另一場“大蕭條”會發生，但“絕對不會”有一點像說大話了，尤其是當經濟學界對“大蕭條”為何會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仍未達成共識時。換句話說，經濟學界還沒有自信地認為已經從這段慘痛經歷中學到了什么，如果是這樣，我們怎能肯定不會重復相同的錯誤呢？ (記者王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