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0多所損毀學校的修補和重建工作，不單單是一批硬件修補和再造問題，也將是一項偉大的文化再造再生工程

　　震驚中外的“5·12”汶川特大地震，是中華民族遭受的一場大災難。5月24日的《21世紀經濟報道》載文指出，目前估計，汶川特大地震給四川及周邊地區帶來的損失可能高達5000億元(相當于中國GDP的3%)。這些損失除了個人財產之外，還包括災區的基礎設施和重大產業帶。

　　據不完全統計，震災已造成四川化工行業直接經濟損失120億元，給電力行業帶來的經濟損失則超過70億元。作為全國重裝制造重鎮，德陽在此次地震中的受災工業企業達1400多家，機械損失超過100萬臺，其中綿竹的工業幾乎全部癱瘓。據德陽市政府的數據，這次地震給該市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2000億元。

　　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首席科學家、國務院參事牛文元教授預計，汶川地震給四川當地帶來的直接經濟損失達1500億元，是唐山地震的15倍以上。

　　我國是一個震災多發的國家，地震活動頻度高、強度大、震源淺、分布廣。根據《中國環境統計年鑒2007》記載，20世紀以來，中國共發生6級以上地震近800次，死于地震的人數達55萬人，占全球地震死亡人數的53%。1949年以來，100多次破壞性地震襲擊了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地震成災面積達30多萬平方公里，房屋倒塌達700萬間。2001年~2006年期間，全國發生5.0級以上地震61次，平均每年10.2次。

　　但是，多難興邦，中華民族從來沒有被災難擊倒。黃河水泛濫被疏導成了母親河，泯江水患被治成都江堰。從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到1998年抗洪搶險；從2003年抗擊非典，到今年年初迎戰冰雪，正是一次次災難憂患的嚴峻考驗，砥礪著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推動中國社會在挫折中奮進，在逆境中前行。

　　重大災害雖然對中國經濟的沖擊規模巨大，但相對影響有限。

　　招商證券研發中心15日發表研究報告認為，此次地震沒有發生在人口密集居住的大城市附近，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相比傷亡相對較小。四川省產值占我國GDP的4%，汶川縣產值占四川省0.3%，預計此次地震對中國經濟與生產的短期影響非常小。

　　根據日本阪神大地震的經驗，重建階段投入的經費、人力等資源，是緊急救援階段的4倍甚至更多。

　　5月28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表示，為支持災區恢復重建，財政部研究提出建立災區恢復重建三年規劃基金預算，得到國務院的批準。今年中央財政先安排災區恢復重建基金700億元，2009年和2010年將繼續做相應安排。中央國家機關2008年的公用經費支出擬按預算一律減少5%，節約下來的資金全部專項用于抗震救災。

　　除了國家財政撥款，還有社會捐贈的巨大支持。據民政部報告，截至6月4日12時，全國接收國內外社會各界捐贈款物總計436.81億元，實際到賬款物389.76億元(其中捐款329.77億元，物資折價59.99億元)，已向災區撥付捐贈款物合計126.71億元。

　　有人說，自然災害是以人員傷亡、經濟損失作為巨大代價換來的一次刻骨銘心的學習，它會為后人提供災后重建的最寶貴的知識。

　　災后重建要借鑒以前的經驗。麗江成為一個國內外知名的旅游城市，恰恰是抓住了地震后的重建得以進一步發展的。還有唐山，災后歷經10年重建、10年振興、10年快速發展，又變成了一個現代化城市。1990年11月，唐山市政府因唐山地震后重建得力獲得“聯合國人居獎”。

　　災后重建也要學習國際經驗。1995年1月17日,日本兵庫縣發生里氏7.3級地震，死亡6432人，3萬多人受傷，數十萬人無家可歸。震后，日本政府總共投入了近10萬億日元重建經費，以建立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協調共存的社會為基本理念，分成三個階段，分重點實施重建家園、創建嶄新市民生活的對策，通過十年，打造出一個嶄新的城市。

　　自然災害既是一次重大的政治經濟考驗，也是一次難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機會。

　　“四川這次災后重建，不僅要保障人民群眾重新建設家園，將他們的生活恢復到正常水平，更重要的是為國家、為四川準備一個非常好的發展契機。”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教授如是說。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農村經濟改革進入一個瓶頸期。1979年以前主要解決溫飽，現在要實現全面小康的戰略目標，必須實現土地規模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率。由于現實的困難，改革不容易推進，而四川在災后一切重來時，應利用這次重建的時機，通過加強農村城市化建設來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自主創新能力的發揮，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工業化、自動化，找出適合四川發展的模式，在當地建設新農村。正如在四川彭州通濟鎮，抗震救災指揮辦指揮長、鎮黨委書記鐘大鈞所說，災后重建要強力推進三個集中：居民集中居住、工業向園區集中、土地向規模化集中。

　　有專家估計，汶川地震的災后重建至少需要8年的持久奮戰，政府應該有綜合性的視野。比如9000多所損毀學校的修補和重建工作，不單單是一批硬件修補和再造問題，也將是一項偉大的文化再造再生工程。在這一點上，臺灣地區“9·21”震災后的“新校園運動”經驗是非常有啟發性的。在震后的2年~4年中，“新校園運動”不僅在震災區制造出一批優良的教育設施，還促進了當地社區建設“可持續性社區”的熱潮，最后以點帶面，成為促進整個社會深化教育改革、推廣環境意識和進行其他社會改造的契機。

　　5月24日，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指出，四川汶川的特大地震也為我們推進社會層面的改革提供了契機。這次公眾自發踴躍的參與，也讓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國社會的進步——我們有了公民社會的概念，在災區重建過程中，這個社會也將取得更快的發展。(王俊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