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從吳敬璉、周其仁、張維迎、樊綱，直到今天身體力行地為窮人辦事卻說要為富人說話的茅于軾……經濟學家挨罵的名單上，在不斷添加一串串新的內容。

　　他們的被罵有道理嗎？

　　經濟學家因言論被罵已不新鮮。

　　始自三年前的“郎顧之爭”，讓中國幾乎所有出名的主流經濟學家，都在民意面前遭遇了 “滑鐵盧”。其后經濟學家面對的公共發言環境變得愈發嚴峻。

　　今年6月，在上海出席某論壇的吳敬璉說，“我知道我說這個話一定要挨罵，中國的電力能源價格偏低，漲價是必然的。”在一片聲討電力和石油等壟斷巨頭以行政之力推高公共品價格的時候，吳敬璉此言很容易被再次戴上“壟斷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上一回，是他在兩會上發言被人曲解為春運漲價合理時。

　　而被形容為“背負長達25年罵名”的張維迎更是經濟學家中遭遇非議最多的學者之一，2006年他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文中的一句“官員是改革中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群體”引來各種“口誅筆伐”之聲，至今不歇。

　　最近的一次爭論又集中在茅于軾身上。7月底，他的一篇名為《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文章遭遇學者薛涌《為富人說話能為窮人辦事嗎》的質疑和批判，由此，點燃了今年經濟學界最熱門的一場“貧富之爭”。

　　我們看到，從吳敬璉、周其仁、張維迎、樊綱，直到今天身體力行地為窮人辦事卻說要為富人說話的茅于軾……經濟學家挨罵的名單上，在不斷添加一串串新的內容。

　　他們被罵似乎完全有理由。

　　市場化改革走到今日，貧富差距擴大、腐敗、社會不公等越來越多的問題暴露出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矛盾日益凸顯。在此關鍵階段，任何為弱勢群體說話的主張，不管結果是否有效，總會因其道德的無比正確性而得到民眾喝彩。

　　但這些經濟學家似乎并不愿意這樣做，不僅不打算這樣做，他們甚至還嘗試堅持以理性思考面貌的一再為富人的正當性辯論。也正因此，在“民意”與“市場化”的理想、現實矛盾間艱難探索的經濟學家，就承擔了最多的壓力和責難。

　　“當下中國的貧富差距，無疑已超出了公眾的承受底線，發展成了一個社會問題。這不是因為公眾不能正確對待貧富差距，而要求什么平均主義。從根本上說，這是致富機制有了問題。貧不當貧，富不當富的現象引起社會心理的失衡，激起了公眾的普遍憤怒和抗議�！�

　　此種背景下，經濟學家一以貫之的市場體制信念和日益升起的對市場、對改革的懷疑之間就產生了更多的碰撞。普通群眾把看不到改革預期結果的失望情緒一股腦灑在經濟學家身上。

　　然而，正如時評作者笑蜀上述所說，現在應該反思的是致富機制亦即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鼓勵仇富。富裕本身不是罪，人人有權致富，有罪的只是不公正的致富機制或者說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那些凌駕于市場體系之上無處不在、難以約束的畸形權力是造成罪惡的根源。

　　聚焦“經濟學家挨罵”這一獨特現象，我們與有關專家學者進行了認真的探討。

　　笑蜀：本質上不是“窮富之爭”

　　作為學者應該保持一個獨立的立場，既不討好權勢、也不討好民眾，但是你可以不盲從討好民意，你卻要尊重民意。

　　《小康》：茅于軾的文章發表后，你和薛涌有過幾次交鋒，論戰到現在是怎樣的感覺？

　　笑蜀：我們都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那種革命大批判、政治運動過來的人，對那個時代的那種戴帽子、揪辮子、革命大批判的文風是刻骨銘心、深惡痛絕，因此至少我個人而言，見不得那種動不動就揪辮子、動不動就扣帽子、宣判對方的那種所謂的思想批評，批評可以，但是你要有理有據，這是最基本的常識。

　　我認為時評家的寫作應該是為了公眾利益而寫，首先必須保證對公眾利益的那種絕對的忠實與忠誠；因此他的全部寫作應該基于自己個人獨立的判斷，既不能討好權勢，也不能討好公眾、討好讀者，只能聽從自己良心的聲音。必須要有這么一個獨立的立場。

　　你要批可以，你把目標找準，不能地毯式轟炸，對準所有只要是有名氣的經濟學家，都一通轟炸，以顯示自己的道德勇敢。其實吳敬璉、茅于軾，恰恰是經濟學家當中有良心、信念、人格的，還在堅持的那樣一批經濟學家。

　　《小康》：引發這樣激烈的爭論是不是還是有一個民意的背景？

　　笑蜀：有這個問題。貧富之爭為什么會引起這么強烈的社會關注呢？它確實是有民意基礎的，這種民意基礎就在于那種“貧不當貧、富不當富”所引起的大家對這個事情的高度敏感，對貧富差距的一種高度敏感，這是中國社會心理最敏感的那一點。

　　《小康》：在這種情況下，為“富人說話”要面對很大的風險？

　　笑蜀：茅于軾說為“富人說話”，他說的富人本來是指那些中小企業主、民間自由資本，也可以說是生產資本，他們恰恰是被權貴所壓榨的，他們也是受害者。民間自由資本有雙重性。當民間自由資本面對勞動者的時候，由于中國目前的整個社會環境和人權、法律水平，他實際上是強勢的，常常是侵權者，在這種情況下就談不上他們需不需要保護，沒有必要去為他們說話，去保護他們。在這一點上，茅于軾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當民間自由資本面對權力、面對官場的時候，他們往往是弱者，是被壓制被損害的。而他們受到的這種壓制、損害不只是他們自己付出的代價，也是我們整個社會付出的代價，因為整個社會利益受到損害。在這種情況下，顯然就需要為他們說話，就需要為他們辦事，就需要捍衛他們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茅于軾那個觀點又沒有錯。

　　《小康》：茅于軾表達得不精確，所以容易引起歧義？

　　笑蜀：對。這個問題本來社會就極其亢奮，在我的看法里，這種情緒是不可以去助長的。我們的任務不是去助長這個情緒，而是去解釋、把真相揭示出來。到底是什么性質的問題？很可能它不是“窮富之爭”的一個問題。只要是搞市場經濟，哪個國家沒有窮人、富人呢？如果說是富人就該仇恨的話，那哪個國家有安寧？

　　《小康》：我們也看到從2004年郎咸平事件以后，經濟學家發言被罵漸成一種現象，他們的很多發言被解讀成為違背“民意”，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笑蜀：很大程度上還是“貧不當貧、富不當富”所引起強烈的社會義憤、社會仇恨。但是這種強烈的情緒下，中國人都是欺軟怕硬，他不可能對著真正的元兇權力去，那樣風險太高了，但另一方面他必須要發泄出來，就只能選擇一個次一級的目標去發泄，這種情況下基本上無權無勢的經濟學家當然成為一個目標了。

　　《小康》：為什么不選擇其他人單單選擇經濟學家？

　　笑蜀：因為很多經濟學家屬于策士，這是很多中國學者現在也還有的一種風尚，喜歡做策士，喜歡提出各方面建議，成為一個軍機處的行走之類的，也就是參與了一些高層議事，但并沒有決策能力，不可能有決策能力，中國政治體制現在還沒到這一步。他們最多就是吹吹耳邊風而已，但是別人不能吹耳邊風，你能吹耳邊風啊。那你當然就有點責任。

　　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現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的學科都失落了，經濟學就成了一種顯學，經濟學家也就最走紅了，到處成為名流顯貴，幾堂課幾萬塊錢。你既然最得寵，得到的利益最多，那么當然你受到的社會關注、對你的要求也就最多。這也是一種代價，既然得到了這些利益，那么民眾要把你當成靶子也是沒辦法。

　　《小康》：是不是也跟經濟學家的發言方式有關系？

　　笑蜀：所以我批評茅于軾、吳敬璉：他們不善于跟公眾表達，過于固執。作為一個學者是應該保持一個獨立的立場，既不討好權勢、也不討好民眾，但是你可以不盲從討好民意，你卻要尊重民意。他錯了，你要說他是錯的，這是你的義務，但是你應該在尊重他的前提下說，對敵人都需要尊重，何況對于民意？

　　《小康》：所以網上會出現作為反對經濟學家靶子的主流經濟學家語錄。

　　笑蜀：比方他們說應該收高學費，然后設立高額獎學金來救濟窮人的孩子，認為高學費可以殺富濟貧，不然富人就搭便車了。卻現在的權力機制之下，錢收得上去但用不下來，取之于民但不一定能用之于民，實際上他的建議變成為政府收錢開道，收得越多越好，但錢收上來之后他們一邊去，他們又完全說不上話了。結果經濟學家實際上被利用了。

　　他們往往比較天真，停留于他們認為的那種書本上的科學邏輯之中，這個邏輯在書本上是自恰的，但是現實生活中可能不恰當。他們看不到書本和現實當中這種很細微的差別。然后就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小康》：現在有一種傾向是但凡出現弊病都把根源扣到市場化上，這種看法是否公平？

　　笑蜀：不能把什么臟水糞水都往自由市場上潑，中國自由市場八字還沒一撇呢。我們是有市場，但我們的市場更多是政府市場，政府自己造出來的市場以及政府自己玩的市場，這跟自由市場經濟八桿子都打不著。老百姓怪什么自由市場？“三座大山”，哪一座大山是由自由競爭造成的？一座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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