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通貨膨脹對于國內不同的群體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并且，這一波通貨膨脹也是由國內的富有者和國外的投機者雙方共同造成的。不僅僅與國外游資，也與國內的投機資本有關。二者沆瀣一氣，興風作浪，在所有能投機炒作的領域，都在拼命地炒作。

　　比如房地產，其炒作的結果就是導致一般的工薪階層根本買不起房，將大眾群體擠出購房行列。這種炒作和投機本身是一種盤剝，其結果是抬高了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老百姓房買不起了，豬肉吃不起了，中國的貧困化會更厲害了，社會危機也會出現。所以說今天中國的通貨膨脹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甚至是一個政治問題。根本因素就是外憂內患共同拉高平民百姓的生存成本，使得中國普通階層生活更加困難。

　　像今天的年青一代，實際上比上一代還難過，正好趕上了就業(yè)難、房價貴、低工資這樣一個時代，房子買不起，就業(yè)無著落，大學生畢業(yè)月收入只有幾百元，80后的一代人生活窘迫已經成為一個社會現象。通貨膨脹如果繼續(xù)下去，一些問題會暴露得更加明顯，社會矛盾也會激化。

　　南都周刊：經濟問題造成的壓力使得普通居民的焦慮增大，他們該如何應對？

　　仲大軍：現在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普通的居民沒有辦法。他們沒有富余的資金進行保值增值，而有錢的人有這種能力，他們可以把錢轉化成房產、地產、企業(yè)產權、黃金、期貨等等形式。而一般的人儲蓄不多，也就是維持日常生活，這樣的群體，他們抵抗通貨膨脹的能力非常微弱。

　　中國現在有10%的家庭是靠積蓄來生存的，我國的失業(yè)率大約就是10%，很多人現在沒有工作，只有靠以前積攢的儲蓄過日子，而通脹使得他們儲蓄變小了，他們不賺錢，卻又得花更多的錢，這樣的群體是最慘的。因為在通脹的年代，物價漲，工資一般也跟著漲，那些有工作有就業(yè)的人，有抵抗能力；而失業(yè)的人沒有抵抗能力。所以他們首當其沖，是最弱的群體。他們過去的儲蓄可能化為烏有，并陷入貧困。

　　另一批人是普通的工薪階層，本來收入就不高，一通脹就超過本身的承受能力，他們的生活也會更窘迫。這樣的群體在通脹中也是受害較大的群體。還有一部分居民具有抵抗通脹的能力，他們有一定的事業(yè)，如開飯館的，在通脹中水漲船高。所以說，通脹對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影響程度是不一樣的。

　　富裕群體不用說了，人家有理財能力；而普通老百姓在漲價面前束手無策。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只有靠政府加大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的力度，政府必須向這些弱勢群體進行補貼。中國現在應對國際資金的辦法是什么呢？就是以毒攻毒。你印鈔票，我也印鈔票；美國不是印大量鈔票來買我們的東西嗎，我們也印鈔票，使我們的物價漲起來，同時又要讓國內消費者有購買能力，其辦法就是提高保障能力，把鈔票發(fā)給弱勢群體，讓他們去消費，去購買。

　　國富民窮的發(fā)展模式

　　南都周刊：7月20日晚，出臺了兩項宏觀調控政策。一是將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個人所得稅的適用稅率由現行的20%調減為5%。二是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各上調0.27個百分點。這兩項政策，對未來的物價走勢，能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嗎？

　　仲大軍：這與我們剛才談的沒有多大關系。銀行存款利息稅降低，對中低收入者沒有多少好處，對于那些連存款都沒有的窮人更沒有任何影響。窮人本身也沒有多少錢，降多降少與之無關。中國的大部分金融財富是被大約20%的少數人掌握著，降低利息稅只會對富人有利，而不會對窮人有利，這點是肯定的。

　　另外，政府現在計劃出臺的一些政策，已經顯示出其錯誤性。譬如財政部計劃發(fā)行的1.5萬億國債，是為了從國家外匯管理局購買兩千億美元給外匯投資公司，以用于海外投資。這種做法是非常危險的。寧肯把國內的資源拿到國際上去，而不在國內進行使用和發(fā)揮作用。國家財政不在社會福利保障方面有任何行動，反而要到外面去投資。國內的資源為什么不用在國內，倒要拿到國際上去？你是一個發(fā)達的國家嗎？你的國家發(fā)展是到了一個富裕的程度嗎？中國發(fā)展到資本輸出的階段了嗎？并沒有。當國內的通脹已經出現很大危機的時候，如果不加大國民的購買力，不通過以毒攻毒的方式來對付國際的熱錢和投資，那中國人民遭受的損失必將是重大的。

　　我們的政府是個精英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也往往都是精英政策。當前宏觀調控的手段到底怎么運用，我認為發(fā)行1.55萬億這么巨大的國債，應該有一部分用到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上來，要促進國內的消費，增大中國的消費力，而不是投資到國外去增加別人的消費力。

　　南都周刊：是不是因為我們GDP的高速增長讓部分人認為我們的經濟發(fā)展得特別好了，但實際上我們存在的深層的社會問題，如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中低收入者占很大比例等問題。

　　仲大軍：是的，貧富差距作為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中國的經濟增速的確非常高，但是以低工資為代價來維持的，這樣的發(fā)展后果是什么呢？是發(fā)展了人民嗎？是以人為本嗎？只是蓋起了許多高樓大廈和漂亮的政府大樓，以及高速增長的外匯儲備。但人民群眾實實在在得到實惠了嗎？受益了嗎？這是一條國富民窮的發(fā)展模式。要把國家資源切切實實用到改善老百姓生活水平上，我們發(fā)展的思路是應該轉變的。

　　南都周刊：就是近幾年一直在討論的如何讓老百姓分享改革開放成果的問題。

　　仲大軍：是的，我們必須要從分享改革成果這個思路出發(fā)。以韓國和日本來講，它們的改革時間都是在二三十年，使一個貧困的國民生活狀況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日本和韓國過去國民貧窮程度比我國還要厲害。但人家也就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迅速改變了貧困。而我們中國改革開放也三十年了，但跟人家比，差太遠了。所以說中國的改革與國際沒法比。所以我們就問，中國發(fā)展的財富哪兒去了？我們的成果哪兒去了？人家是都比較均衡地分配了，讓整個國民都分享了；而我們呢，還是窮的窮，富的富。少數人的財富巨額增長，越來越多，甚至大量輸出到國外去，加入到發(fā)達國家的行列里去了�？墒菄鴥冗�留下大批的貧困群體和貧困人口。

　　這種狀況如果得不到改善，那么我們改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們高速經濟發(fā)展的目的是什么？國際間的比較讓我們看到自己的差距，我們的發(fā)展太不平衡了、太不公平了。這個問題必須要鮮明地指出來。(仲大軍：經濟觀察家，北京大學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記者：彭曉蕓 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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