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豬肉價格上漲，并未帶來農民養豬積極性高漲，原因何在

　　國家商務部市場運行司公布的監測數據顯示，今年5月中上旬全國36個大中城市的豬肉平均批發價格為每公斤14.5元，同比上漲4.4元，漲幅為43.1%。那些令豬肉價格飆升的推手，究竟面目為何？

　　成本

　　養豬，或者不養豬，這曾經不是一個問題。

　　當年無數的報告文學向人們描繪了如下田園牧歌式的場景：農民們放開了手腳，在土地上干勁十足，競相攀比誰家的土地更肥，誰家的豬養得更大。

　　四川省北川縣桂溪鄉的農民鄭世才一家有一年養了十頭豬，還有一年他甚至養了一頭重達200公斤的豬。當他帶著有點惡作劇的心情把豬販子領到這個像牛一樣的動物跟前，豬販子當即提出用一臺大電視機來換——不過這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鄭世才和他的鄉親們早就已經發現，把豬養到100公斤左右最為劃算。在這個階段，豬吃飼料的出肉率最高，大概三斤飼料能長一斤肉，再養的話，就費飼料了。

　　在鄭世才所在的鄉鎮，養豬和種菜籽曾經是農民最主要的現金收入來源。起屋造田，子女讀書，請客吃飯，都要依靠這兩大收成。鄭世才一家4口，每年賣4頭豬大概能掙3000元，種菜籽能掙2000元。但如今，這兩項加起來也只是一個勞動力去新疆種一年棉花帶回的收益。如果去山西的礦上，這個數字還幾乎可以翻番。那么，為什么還要種地或者養豬呢？

　　“農民的賬經不起細算”，鄭世才這樣對本刊說。這個40出頭的農民是村里公認的會算賬的人，幾年前他極為精明地把正在上高中的兒子轉送進了技術學校，規避了高昂的高等教育投入。如今兒子在蘇州打工，每個月能掙2200元，寄1600元回家存著，讓鄉鄰們羨慕不已。

　　鄭世才根據自己的小九九得出的結論是，盡管生豬價格和肉價一齊見漲，但豬圈里的兩頭豬出欄以后，他不打算再馬上補欄。去年他只養了4頭豬，今年也不想養得更多些。鄭世才所在的桂溪鄉，在5月份的肉價上漲之后，豬仔的價格也漲到了每公斤16元，那么根據這個價格擺在他面前養一頭豬的粗略成本和收益表是：買頭約20公斤重的豬仔，花300元左右；養殖期約100天，吃掉200公斤玉米，玉米目前的賣價是1.7元每公斤，打磨成豬吃的玉米粉，還要20元左右的加工費，總共360元；此外還有每公斤5.6元的催長素，按1比10的比例配入糧食，按200公斤玉米計算要花112元。到了3個多月以后，如果肉價依然和現在一樣堅挺，依然能以每公斤9.2元左右的價格把豬賣給豬販子，那么花3個多月時間養一頭100公斤的豬，150余元就是一戶農民在這方面的勞動所得。

　　這只是個理想的算法，很多豬在3個月以后長不到100公斤，而且一個月之前毛豬的賣價才每公斤8元，再說難保3個月以后不會跌價。去年這個時候，毛豬每公斤甚至賣不到6元錢。此外，豬會生病，如果不是大面積的疫情而只是自家的豬病死的話，幾乎不可能得到什么補貼。

　　因此鄭世才認為，政府鼓勵養豬很難有什么作用。他告訴本刊記者，以前每年養七八頭豬，是因為自家種的玉米多，“退耕還林”以后，他沒有那么多的玉米拿來養豬了。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會有農民買大批玉米來養豬，因為風險太大。

　　也沒有人再愿意像十多年前一樣，每天付出大量勞動力去山上挖野菜，花大半年甚至一整年的時間來養肥一頭豬，然后拿去和豬販子換電視機。養豬戶們以玉米加催長素的實物投入替代了勞動力投入，豬身上長的每一斤肉都是用錢買來的。但在節省勞動力方面，似乎也就到此為止了。沒有太多人愿意循著這個方向更進一步，直接以大約每公斤2.5元的價錢買成品飼料，以免去每天自己調配豬食的麻煩——因為以一頭豬吃220公斤飼料來計算，這在降低勞動量的同時會增加大約每頭豬50元的成本。

　　面對豬肉價格上漲，與農民養豬積極性不高并存的局面，有人建議進行規模養殖，以更好應對市場的波動。但這更像是一個不諳世事的紙上談兵。

　　四川省畜牧食品局生產科教處副處長富剛告訴本刊記者，中國的農民散戶養殖是全世界成本最低的養豬模式，“當我們說農民養一頭豬賺了150元時，我們其實還沒有計算勞動力投入以及豬舍維護等間接成本”。

　　中國將年出欄50頭以下稱為散戶養殖，這樣的散戶養殖在中國的生豬養殖中占70%以上，而四川的養殖戶80%以上是散戶，這可以說正是豬肉能一直保持低價的最主要原因。假如中國養豬真的實現以規模養殖為主，各種勞動力投入及間接成本以市場定價，帶來的后果將是豬肉價格大幅上漲。

　　50元一頭豬，是四川省江油市貫山鄉的豬販子李白光在去年為這種散戶養殖的間接成本開出的價錢。這個價錢已經低得離譜，卻也吸引了幾百家本地農戶在去年為他養了1000多頭豬。李白光親自將豬仔送進這些農戶家里，并定期送去飼料，希望獲得規模效益。結果在去年5月，他一度損失慘重，因為當時毛豬價格跌到谷底。根據四川省畜牧食品局的計算，當時四川農民每出欄一頭豬就虧損100元。可以想見，如果按市場人力價格雇用工人養豬，毫無疑問，將賠得更慘。

　　市場

　　豬販子李白光一年最多賣出過2000頭豬。在去年結束了大半年的慘淡經營之后，他放棄了又養又賣的理想，退出生豬養殖，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流通領域。他每天駕著農用車從方圓幾十里內的農村購買生豬，再連夜運到當地最大的屠宰場——江油市郊的太平鎮屠宰場，將生豬在這里屠宰后并賣給肉販。這一進一出的價格，在5月底分別是每公斤9.2元和13.6元左右。

　　李白光說，一頭100公斤的生豬，一般能殺出75～80公斤肉，也就是說，每頭豬他可以賺取130元左右，再除去各種稅費大約40元，以及運輸、屠宰等費用，他能賺五六十元。

　　這個盈利水平并不是隨著去年年中開始的豬肉價格回升而開始上漲的，相反，在豬肉價格的低谷，盈利水平反而可能更高。李白光解釋說，農民有自己的考慮，跌價的時候，因為急于把家里的豬賣出，農民往往能接受很低的收購價，因為糧食未必跟著豬肉跌價，豬越養越劃不來；而漲價的時候他們卻舍不得把豬賣掉，要養到100公斤左右“足秤”了才肯賣出，而且這個時候豬仔的價格一定會漲的更高，賣出隨時可以高價出欄的生豬，再高價買豬仔補欄并不劃算。

　　凌晨2點多，繼李白光們之后，肉販們成為每天來到這座屠宰場的第二批客人。肉販胡龍平每天的工作從此時開始，他先從豬販子們從各地收購來的生豬里選出自己想要的，并在豬身上打上記號，然后早上4點左右等豬都被屠宰完畢，再把肉運到自己菜市場的攤位上。兩個小時之后，他就能在早市上以每公斤十五六元的價格將肉賣出了。

　　和李白光一樣，胡龍平也毫不諱言，對他來說肉價低的時候生意更好做，因為低肉價常常能刺激豬肉銷量。在江油這座十余萬人口的城市，絕大多數的豬肉流通是由養殖戶-豬販子-肉販這個簡單的鏈條完成的，只有一小部分豬肉被豬販子送進了肉聯廠，然后送進超市或者銷往市外。

　　不管豬肉怎么流動，養殖戶都是降價的惟一受害者。桂溪鄉的養豬農民鄭世才告訴記者，在生豬價格最低迷的時節，總有農民試圖越位，想直接把豬肉送進市場，但生豬與市場之間復雜的檢疫、稅收和各種手續使他們最后往往還是知難而退。

　　上漲還是回歸

　　根據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對36個大中城市大中型養殖場的監測和統計，截至今年3月末，河北、江蘇、湖南、山西、福建、甘肅、北京等省市生豬存欄量比去年同期下降1%～7%，這被認為是5月以來全國范圍內豬肉漲價的主要原因。

　　但四川的豬肉漲價并非由于供給不足，在豬肉價格驟漲的5月份，四川的生豬出欄與存欄與去年同期相比還分別增長了7%和3.26%。四川省畜牧食品局生產科教處副處長富剛認為，四川肉價上漲主要是由養豬成本增加，豬肉價格的周期性波動，以及省外豬肉漲價而拉動省內的漲價預期三個原因所致。

　　生豬與糧食的比價一直對養豬規模構成最關鍵的影響，它決定養豬者是多養還是少養，直接售糧還是用糧養豬。從國外情況來看，1974年美國商品豬頭數達到8200萬頭，生豬生產出現供過于求，從而使玉米和生豬的比價跌到約12：1，這就引起1975年大量地宰殺生豬，縮小養殖規模，生豬產量迅速下降到6900萬頭以下。隨之而來的是生豬價格迅速上升，玉米與生豬比價1976年回升至17：1，到1978年上升為20：1。生豬養殖規模隨之擴大，到1980年商品豬超過9600萬頭，新的玉米與豬比價重新降至14：1左右。

　　玉米與生豬的比價對生豬生產規模的相互影響，構成美國養豬生產的周期性變化，一個周期平均約4年。而在中國，由于養殖模式的不同以及超乎尋常的低廉勞動力，人們往往將糧豬比價5.5：1作為養豬盈虧的平衡點，但即使以今年5月以來驟漲的豬肉價格，結合同期玉米價格來看，也只不過剛剛超過這一比例。

　　此外，四川幸運地躲過了2006年中南方各生豬主產省的“藍耳病”影響，從去年下半年起逐漸恢復了生產規模。“藍耳病”是豬高熱病的一種，學術名稱是“母豬繁殖與呼吸系統綜合征”，患病后果主要是造成母豬流產、死胎，導致疫區母豬大量淘汰，無豬可養，這是造成受害各省生豬產量下跌、供給不足的主要原因。而四川的生豬出欄量連續20多年是全國第一，其中大約30%銷往省外，必然受到省外價格上漲的影響。

　　于是，在5月初京、津、滬的豬肉價格迅速上漲后大概一個星期，價格傳導到了成都，此后，再到江油市的肉價上漲，以及桂溪鄉的仔豬價格上漲，又用了一個星期。

　　四川省畜牧食品局生產科教處副處長富剛說，所謂豬肉漲價其實是在回歸其正常價格，四川豬肉的大量外銷，對農民的增收很有好處。(鄭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