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源道的家在安徽六安，那是大別山下的一個小城市。近年，這個寂寥的小城伴隨著蘭花價格的上漲逐漸被世人所熟悉。起先一毛錢一朵的蘭花，如今被投資者炒作到1盆120萬元的天價。

　　房熱、普洱熱、股市熱后，如今又輪到蘭花熱了。

　　當和戴源道同時代的蘭農變身億萬富翁的時候，六安的蘭花炒作幾近瘋狂，一夜暴富的夢想開始籠罩這個小城。

　　不過，六安人只是整個蘭花產業鏈的最低端，除了提供原生的野生蘭資源，他們別無優勢，但他們付出的代價卻異常沉重。因為瘋狂盜挖，昔日遍地的蘭香消失了，野生自然蘭花群落也瀕臨滅絕。

　　六安只不過是中國蘭市火爆的一個縮影：蘭花商肆意收購，導致野生蘭花遭瘋狂盜挖，當資源臨近枯竭時，出于長久利益考慮，投機商才不得不呼吁嚴格保護。

　　戴源道的名片上印有許多頭銜：中國蘭花協會理事，六安蘭花協會副秘書長，中國笛子學會理事。不過，隨著大別山野生蘭花資源遭盜采后的枯竭局面，這個自稱是六安蘭市的“啟蒙者”已很少上山。戴源道養蘭的歷史與中國蘭花事業同步，他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蘭市最早的見證者之一。

　　戴把家安在一個建于多年前的平房。房子簡陋得有點寒酸，他的蘭園就在臥室樓頂的平臺上，盡管不大，卻是百盆珍貴的大別山野生蘭的棲身之所。“再過些年，大別山的野生蘭一旦滅絕，這就是它們的根了”。

　　現年51歲的戴源道的蘭花之旅始于1989年，他是六安地區公認的最早的一批養蘭人。早年在蘇州當兵的時候就接觸過蘭花，1988年，廣州召開的國內第一屆蘭花博覽會吸引了他，“廣州已經傳出了一盆蘭花幾萬元的天價”，而那時國內蘭市正在萌芽。

　　早期挖蘭遭農民恥笑

　　戴源道知道，那時的蘭花在日本和韓國已經火熱，“在二十世紀70年代，蘭花為日本、韓國創造了巨大的財富，80年代，又讓臺灣財源滾滾，據說在日本，一盆珍貴蘭花能換一座摩天大樓”。不過，如今的蘭花市場竟然像多年前的韓國、日本一樣火爆，這多少讓戴有些始料不及。

　　“六安當時與我一起養蘭的人有30多人”，戴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不過留下來的已不足三分之一。“養蘭并不像很多人說的那樣都能賺錢，很多人都耗不起”。

　　“上世紀90年代之前，全國還不知道大別山有蘭花，更不知道蘭花的經濟價值。那時，山區農民一家整個冬天合穿一條棉褲，卻不知道滿山遍野的蘭花能為他們創造利益”。

　　戴記得1989年進山的時候，當地的老百姓都笑，“城里的人沒事瞎折騰啥啊，到這里挖這些東西干什么？”

　　戴源道獨自上山挖花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我挖不動，就鼓動農民挖下來賣。”

　　那個時候，六安蘭花的市場十分狹窄。“人們買下來只是聞花香，普通的一毛錢一朵，好一點的我們就花20元一苗買下”。當初合作的6個人如今有兩個已經成了億萬富翁，來自霍山縣的陳禹就是其中一個。

　　挖蘭蓋起兩層小洋樓

　　霍山人都說，陳禹身價過億。對此，陳禹并不否認，他只是笑笑，“算上園子里的那些花，應該有這么多”。陳禹的家在霍山縣黑石渡鄉潭溝村，那是一個盛產蘭花的地方。

　　盡管和戴源道相比，陳禹的蘭花之路晚了兩年，但這并不妨礙他在財富路上一路狂奔。

　　“1991年的時候，我正在六安農校讀書，對書上介紹的相關蘭花信息非常動心，開始只是想賺點生活費，后來才越做越大”。

　　其實，和陳禹一樣，想賺點生活費養家糊口是大多人上山挖蘭的最原始沖動。“那時候，家里還有田要種，挖花只是農閑時候補貼家用的一種方式”。

　　到了1995年，陳禹已是黑石渡鄉數一數二的富裕家庭，“那個時候，陳禹家就蓋起了兩層的小洋樓，村里好多人都很羨慕”。

　　現在的陳禹盡管坐擁上億身家，但他卻十分明白，自己所謂的過億身家都押在一些還沒有變現的蘭草上，作為蘭花的野生資源供應基地，真正想靠挖蘭發大財是很困難的，“蘭農只是整個產業鏈條的最低端，一些好的野生品種最多也只能賣出數千元，所謂的蘭花天價只能出現在流通和炒作上”。

　　有一點，陳禹很明白。全國各地的蘭商蜂擁進大別山，看中的就是山區野生蘭花的自然資源，一旦脫離了大別山這座野生資源的寶庫，陳禹覺得自己總有一天會一文不值。“大別山蘭花雖多，但卻賣不起價錢，蘭花的升值必須走出大別山，在市場中完成”。

　　“剛剛從山上挖下來的野生蘭花，稱為‘下山蘭’，這和真正的名貴蘭花在品相上天差地別，并不值錢。但這種蘭花存在變異性，有可能經過幾年栽培，變成“熟草”之后，出現身價上萬元的品相”。由于“下山蘭”價格便宜，一些人大批量購買，期待在那一大堆“雜草”中，出現一兩株“極品”，就像摸彩票。這個環節稱為——賭草。

　　既然是賭那就意味這風險。只是，承擔這一風險的不是別人，而是經過千百年繁育成熟的野生蘭資源和那些正因“賭草”大發其財的“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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