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30日 據美國《新聞周刊 中文月刊》報道，因為整個國際社會對全球變暖的擔憂日盛，讓各大公司爭相確立自己的“綠色證書”。社會投資商的影響力隨之越來越大，它們正在令全球經濟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天堂。文章摘要如下：

　　今年，不僅動物保護者迫使可口可樂公司停止資助用動物進行的產品測試，一個股票經紀人出身、名為馬克斯•凱瑟的“金融無政府主義者”，還試圖同時攻擊該公司兩個最薄弱的領域。他促使激進分子抵制其產品，從而影響其銷售，并且要求對沖基金拋售其股票，從而拉低價格。

　　而就在過去幾個月中，社會責任投資(SRI)公司 Trillium Asset Management，逼迫蘋果公司同意大幅減少其產品中的有毒化學物質，Trillium 和激進團體As You Sow，迫使蘋果公司減少有毒廢料并著手回收利用舊電腦，SRI 公司華登投資管理促使好時食品公司同意改善其供應商的勞動條例。

　　早在 1960 年代，社會投資商(即根據社會標準篩選投資項目的資金經理人和共同基金)開的成功似乎還遙不可及。如今，他們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是對全球變暖的擔憂日盛，這讓各大公司爭相確立自己的“綠色證書”。社會投資商還從激進團體那里學到了一個竅門，即利用公共宣傳擊中這些公司的要害──品牌，從而達到他們行動的目標。

　　在許多情況下，各大公司開始與社會投資商合作，而不是拒之門外。沃爾瑪也許是最有戲劇性、最有爭議性的例子。長期以來，該公司一直為社會投資商所憎，如今它也轉變了態度(至少在環保問題上)。在其大型環保計劃上，該公司正與落基山研究所和保護國際等許多環保咨詢機構合作，而且還從塞拉俱樂部和美國環境保護基金會聘請了以前的一些激進分子，向世人呈現出一個環保新面目。

　　但社會投資商并沒有贏得每場斗爭。埃克森美孚公司仍在成功地抵制各種力圖讓它承認全球變暖的嘗試。沃爾瑪既沒有改變其勞動條例，也沒有停止可能讓競爭者及供應商破產的虛報低價策略。但雙方陣營的許多機構都顯示出一種愿意聽取意見、吸取教訓并加以改變的新態度。

　　今年社會責任企業排名第一的是阿斯利康制藥公司，負責處理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副總裁薩莉•沙克爾頓表示，該公司總是定期就社會問題與投資商對話。她還解釋說，該公司不僅想要聽取它們所擔心的問題，還想確保投資商明白公司的立場和考慮。

　　英國社會投資商之所以有影響，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擁有美國同行可望而不可即的權利，比如提名董事的權力等。在美國和其他的國家，社會投資商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先讓公司第一時間和它們對話。在美國，要敲開一家公司的大門，切入點通常是股東決議，任何持有價值至少2000美元股票達一年的股東都可以提出申請。

　　如果公司不愿意對話，激進分子就會讓它們的日子過得相當慘。眾所周知，在反肯德基的示威中，PETA 曾展示過血淋淋的肯德基雞肉桶，把該品牌創始人桑德斯上校刻畫成一個殺人狂。也許擔心PETA 采取相同的策略，百事公司今年同意該組織的要求，在它們威脅要動用股東決議前就停止了動物試驗。PETA 的行動副總裁布魯斯•弗列德瑞契說：“這些公司確實不希望我們在它們的年度大會上發言。”他表示，有些公司聽說 PETA 正計劃露面時就轉移了年度大會的地點，從而減少照片曝光的機會。

　　公開令企業尷尬可以有許多方式。激進分子和投資商一直督促蘋果公司改進其電腦回收再利用計劃，長期以來該公司被一位企業社會責任倡導者稱為“讓社會投資商焦頭爛額的公司”。(只有購買新的蘋果電腦，顧客才可以歸還舊的；不能返還給蘋果電腦專賣店，而且必須在購買新機后 30 天內歸還，所有這些規定似乎有意與回收再利用作對。)

　　今年春天，70 多個消費者者和環保組織及社會投資商給蘋果董事會成員阿爾•戈爾發去一封公開函，要求他督促該公司改變其方式。他們想要看看戈爾在這家公司中扮演什么角色，因為今年他已經投票否決了提請的兩項環保決議。盡管他隨后的作用沒有被揭露出來，但兩個月以后，蘋果 CEO 史蒂夫•喬布斯在倫敦宣布，他要讓蘋果成為“世界上最環保的公司”。

　　除了與激進分子合作之外，社會投資商還在聯合一些實力更強的投資商，從而增強自己的影響力，如州級和地方政府中的富有同盟，包括美國最大的退休金加州公務員退休系統(CalPERS)。CalPERS 管理近 1.8 萬億元人民幣(2,350 億美元)的資產，它發話時，各大公司都會認真聽。麥當勞前企業社會責任負責人、如今在經營一家倫理咨詢公司的菲利普•魯道夫說：“股東們已經變得更有創意，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力量。”

　　無論石油和汽車公司會不會買社會投資商的帳，它們的那些主張正開始引發其他投資商的共鳴。美林集團已加入 INCR，美國銀行加入了 CERES。兩家公司及其他一些公司最近都表示，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它們會把可持續性的問題納入考慮的范圍。SRI 研究機構 KLD 研究與分析公司總裁彼得•金得爾說：“全球變暖令我們得到更多支持。”

　　盡管有這一切收獲，但今年的一項重要表決卻表明，激進分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一次有 F&C 管理公司參加的跨國努力中，INCR把槍口對準了埃克森美孚，反對董事邁克爾•博斯金的重新當選，此人擔任董事會公共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曾拒絕與INCR會面。盡管INCR指出全球變暖正損害埃克森的金融競爭力，但93%的股東都支持博斯金。

　　盡管社會投資商掌握著數十萬億美元的資產，它們仍更多依賴公眾輿論的力量，而非自己的經濟影響力或經濟理據。馬克斯•凱瑟指出，激進分子需要做更多事，而不僅是督促企業做正確的事情。他們還應該攻其要害，比如股價，作為對企業做錯事的懲罰。他計劃拿起“抵制”這個傳統武器，并把它與金融業的最新工具對沖基金結合在一起。

　　無論凱瑟的計劃是否能起作用，他指出了一件事情：公眾，即公司賴以生存的消費者和投資商，都越來越期望這些公司關注利潤以外的更多東西。福萊國際傳播和美國消費者聯盟今年 5 月所做的一次調查表明，多達 82% 的美國人都表示，他們希望各公司能處理社會問題。而且，他們還表示，他們希望美國國會能確保公司說到做到。有了這種威脅，也許連埃克森公司都會因此放棄自己原有的立場。(安•門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