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消息：國家旅游局國民休閑綱要有望“五一”前出臺

　　專訪國家旅游局綜合協調司副司長高舜禮：啟動“國民休閑計劃 ”恰逢其時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楊眉/北京報道

　　“天上掉餡餅了！”

　　一進入3月份，“旅游券”幾乎一夜之間成了百姓關注的熱門詞。盡管各地發放的方式和對象不同，但共同特點是“免費”。

　　“目前，長江三角洲地區已有杭州、寧波、安吉、長興、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高淳等市縣發放了旅游券，總價值約超過10億元。天津市和廣東、四川、湖南、湖北、山東等一些城市也發放了旅游券，總價值已超過5000萬元。”國家旅游局綜合協調司副司長高舜禮對《中國經濟周刊》介紹說。

　　免費旅游券最先出現并較為集中的省份有廣東、江蘇、浙江等。如廣東的一家旅行社與酒店、航空公司、景區等聯合派發總額2000萬元的旅游券；江蘇省南京市向20萬戶家庭發放總額2000萬元的“南京鄉村旅游消費券”；浙江省杭州市從3月1日起，先在上海發放總額1.5億元的“杭州旅游消費券”；寧波市民領取了總價值3000萬元的“航空旅游券”……

　　“山東省盡管沒有大規模發放旅游券，但自今年春節起就推出了‘山東人游山東’、‘省內旅游一卡通’等計劃，并提供免費住酒店、免費門票等優惠。”山東省旅游局辦公室王主任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

　　而廣東省2月23日在全國率先啟動的“國民旅游休閑計劃”，更為旅游券活動平添了想象空間：為何旅游券集中出現在廣東、浙江、江蘇和山東等省份？這些舉措只是各地拉動內需的臨時急招，還是與外界高度關注的“國民休閑計劃”有關聯？

　　3月5日，《中國經濟周刊》就此話題專訪了國家旅游局綜合協調司副司長高舜禮，他不僅闡述了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旅游惠民政策對拉動內需的快速效應，也對各界關注的“國民休閑計劃”作了解惑答疑。

　　“旅游券是拉動內需的創新之舉”

　　《中國經濟周刊》：高司長您好，對近日各地派發的免費旅游消費券，很多市民感覺很驚喜，而派發過程中也出現了市民哄搶等問題，您對此是否有所了解？持何種看法？

　　高舜禮：我對此有所了解。最近我到杭州、南京等地做過調研，開了兩個座談會。我認為，目前一些市縣發放旅游券，是當前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促進旅游消費的創新之舉。一是創新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手段。消費拉動與投資拉動相比，具有快速見效和擴大最終消費等優勢。不過，各地發放的旅游券與以社會福利、救助保障為特征的消費券有明顯區別，主要目的不是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通過增加和變相增加消費投入，刺激和推動潛在旅游者進行旅游消費，從而有效擴大最終消費。二是切實提振了市場信心。當數千萬、上億元的旅游券發放以后，城鄉居民顯示出空前的熱情，他們看到了當地經濟的雄厚實力，感受到了當地政府對民生的巨大關注，收到了舒緩隱憂、凝聚人氣、提振信心的明顯效果。三是快速見到了擴大消費的效果。如浙江安吉縣自正月初三試發旅游券，僅春節期間旅游收入就同比增長270%，一、二月份旅游接待和收入都有兩成多增長。而杭州市旅委會預測，杭州推出的1.5億元旅游券，按30%-40%的回收率測算，可迎來100萬游客，撬動10個億的旅游收入。

　　至于現場派發旅游券可能出現擁擠和“搶”領的問題，下一步將逐步改為較穩妥的派發方式，如請社區派送、憑戶口本“搖號”、網絡申領、郵局投寄、增設申領網點等。

　　“粵、魯、浙、蘇四省先行先試”

　　《中國經濟周刊》：旅游券的派發是各地的自主行為，還是國家旅游主管部門的統一步署？此類旅游惠民措施集中出現在廣東、浙江、江蘇和山東等地，是偶然、還是有意安排？

　　高舜禮：集中出現在這幾個省份不是偶然的，與經濟發達程度密切相關，旅游券的資金都來源于地方財政和企業協作讓利，當地居民也有這種需求。其中，這四個省份也是“國民休閑計劃”先行先試的地區，當初確定進行試點也考慮了這類相關因素。

　　《中國經濟周刊》：“國民休閑計劃”是目前熱度很高的新聞話題，據了解，國家旅游局早就開始研究“國民休閑計劃”，何時可以正式啟動？

　　高舜禮：明確提出這一重大課題是2007年。去年11月，上海國際旅交會上首次傳出此消息，將正在行業內、小范圍醞釀的工作計劃公之于眾，才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

　　國民休閑計劃，也稱為“國民旅游計劃”或“國民休閑綱要”，類似于1995年國務院發布的《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然而所引發的社會反響卻更為熱烈和激烈。綜合各類媒體的反映，無論是贊同，還是質疑，核心問題交匯在該計劃出臺的“時機”上。

　　“有質疑是好事”

　　《中國經濟周刊》：與當年《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受到各界一致贊同不同，人們對“國民休閑計劃”看法不一，不僅有質疑，更有反對聲音，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高舜禮：有多種聲音是好事，既便于決策層考慮更周全、解讀更清晰，也有利于該計劃更完善、更切實際。我個人認為，人們之所以如此關注，主要有四個原因：

　　一是望文生義，對該計劃的名稱有 “新鮮感”。看到“國民”，就考慮是全體人民，就關乎個人的切身利益；看到“休閑”，就感覺愉悅和向往，躍躍欲試；再看到“計劃”，就認為已列入工作日程，不久就可實現了。但對其內涵和精神不甚了解。

　　二是敏感反應。勤勞是中華民族一向嘉許的社會心理，我國傳統文化中，休閑與勤勞是相對的，人們贊美勤勞，而休閑則很少上升為社會心態的主流，充其量只是一個中性詞。因此，就“休閑”搞一個國民計劃，很多人未做好思想準備，提出質疑屬于價值觀念的本能反應。

　　三是憂慮時機。全球性金融危機給我國的影響較大，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嚴峻，企業、個人的利潤和收入大幅減少，很多人認為談休閑不合時宜。

　　四是現實基礎。休閑、旅游等消費需以“有閑”和“有錢”為基礎。當今“有閑”空間缺乏彈性，因為法定假日已有定數，很難再增加，而帶薪休假又難落實；雖有一些地區比較富裕，但按每天人均低于1美元開銷的全球統一貧困標準，我國絕對貧困人口數量龐大。

　　《中國經濟周刊》：既然各方有這么多疑慮，為何還在抓緊研究并計劃實施？

　　高舜禮：有疑慮并不意味著就要回避和放棄。關鍵是要看這是怎樣的一項計劃，搞清其真實含義，明白“國民休閑計劃”的目標方向。

　　從政策制定層面來看，“國民休閑計劃”的主要目標包括：

　　(一)一項生活質量的提升計劃。國民休閑計劃是一項事關廣大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的提升計劃，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重要內容，是讓老百姓充分享受改革開放發展的成果。因此，為休閑“正名”、發展休閑產業、倡導國民休閑，這是貫徹“以人為本”理念的具體體現，也是一項惠民利民的“民心工程”。

　　(二)一項拉動內需的促進計劃。休閑是新興業態，旅游、文化、體育、娛樂、餐飲等服務業與之緊密相關，拉動內需效應顯著。如寧波派發的3000萬元航空旅游券，預計將拉動寧波航空旅游消費總額5至8個億；廣東派發的2000萬元旅游券，預計將帶來4億元以上的旅游收入，更可帶動相關產業收入17億元。

　　(三)一項休閑產業的發展計劃。以黃金周旅游消費為標志，中國的大眾休閑、大眾旅游時代已經來到。實施國民休閑計劃，不僅是順應群眾休閑消費市場的需求，也是促進國內休閑產業發展的大好時機。

　　(四)一項抗御金融危機的救市計劃。金融危機形勢下，實施“國民休閑計劃”有利于刺激消費和擴大內需，正是應對嚴峻市場挑戰的“救市”之舉。

　　“我國休閑消費已近爆發性增長期”

　　《中國經濟周刊》 ：“國民休閑計劃”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國策，但實施過程中會不會助長公費旅游的不正之風？

　　高舜禮：這種擔心也是政策制定和實施中考慮的重要防范環節。從課題研究和輿論反饋看，主要有四個擔心：一是會否引發公費旅游，讓原本造福全民的休閑計劃，演變成一場公費旅游的少數人的“盛宴”；二是會否增加國民負擔，如果用行政手段推行該計劃，勢必與百姓的創業計劃、培訓計劃、教育計劃、減稅計劃等發生矛盾。三是會否加劇貧富兩極分化，“國民休閑計劃”如何避免引致“國民”身份認同感的分裂。四是可操作性脆弱的擔憂，目前具體條件不是最大障礙，全社會尚未充分接受休閑理念才是操作的最大關鍵，所以有人斷言，如果離開了黨和政府的強力推動，“國民休閑計劃”僅靠一兩個部門很難完成。

　　《中國經濟周刊》：廣東省已正式啟動國民休閑計劃，開始先行先試。在國家層面上，國民休閑計劃是否也有了時間表？

　　高舜禮：出臺時間是業界和全社會都較為關注的問題。政策研究已比較成熟，現實形勢也表明，現在是研制、出臺和實施的最佳時期。

　　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休閑生活是全面小康的應有之義。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等經濟發達省份，提出率先實施國民休閑計劃，既有利于推進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建設，也有利于更好地保障民生權利。其次，休閑消費已步入大眾化階段。如每年幾度的黃金周，全國居民出游動輒上億人次；每逢周末，城郊和鄉村游人如織，休閑度假設施滿載運營；全國人均出游率連續三年超過1次，休閑消費的大眾化市場為施行國民休閑計劃奠定了非常現實的基礎。再次，我國的休閑時間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周末雙休、法定假日、“黃金周”等，已使我國公眾全年的假日和休息日達到115天，勞動者額外再享有5-15天的帶薪休假，這為國民休閑提供了充足的閑暇。

　　再從市場供求因素看，休閑需求和休閑產業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先看休閑潛力。按照全球休閑與旅游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一個國家當人均GDP達到3000-5000美元，就將進入休閑消費、旅游消費的爆發性增長期。目前，我國人均GDP已達3000美元，預計“十一五”期末將接近4000美元，已觸及了休閑消費“爆發性增長”的中低線。2008年幾大城市的人均GDP，廣州市為8萬元人民幣、上海市為1.05萬美元，杭州市1萬美元、北京市9000美元。全球著名的傳媒機構尼爾森公司調查，近年來，我國53%的消費者計劃把節余資金用于休閑、旅游等，這個比例居于亞洲14個國家之首，高于新、泰、馬、日、印等國。因此，我國國民休閑消費正處于強勁增長的前夜。

　　再看休閑業態。休閑作為一種業態，目前國內既有閑情逸致、小資情調的傳統消費場所，也有鄉村莊園、葡萄酒莊、高爾夫球場、豪華游艇、迪斯尼大型游樂園等西方“泊來品”。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從國家層面定位，要求積極培育休閑這一消費熱點。而國民休閑是一個國家發展到“盛世”的內在表現，是一個民族繁榮昌盛和生活水準高度的重要體現。

　　不過，從現實操作層面，國家級的國民休閑計劃才剛剛進入研究制定階段，從調研、起草到論證、出臺、施行，這是一個較長的過程；而在全國城鄉和東中西部廣大地域都見成效，更是一個“路漫漫其修遠兮”的過程。

　　盡管如此，綜合研究近一個時期的多種因素和條件后，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判斷和結論：當前推進“國民休閑計劃”恰逢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