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背景] 在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之際，國泰君安不久前竟曝出人均收入過百萬的“薪酬事件”，在全國引起強烈關注和廣泛議論。在這一背景下，財政部辦公廳日前印發了《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這份中國版“限薪令”明確規定，國有金融企業負責人最高年薪為280萬元，且該薪酬為稅前收入，要依法交納個人所得稅。

　　近年來，山東雖然對一些國企高管薪酬增長進行了控制，但人均年收入的絕對水平仍然大大高于一線員工。據調查，2005年至2007年，省管企業集團領導人員人均年度薪酬分別是一線職工工資的11.96倍、10.75倍和9.92倍；2007年，仍有3.65萬名職工工資低于當地社會平均工資。

　　以往限薪執行情況并不樂觀

　　如今，一家國有大型企業的老板能拿多少年薪？恐怕很少有人能說得清。因為，國企高管年薪從來就沒有名正言順地公開公示過。而從已披露的信息看，部分國企高管年薪仍高達百萬元。據記者了解，在山東，有些國有煤礦礦長、書記的年薪高達百萬元。有業內人士透露，在一些東部發達省份，國企高管收入大概在七十萬元至四五百萬元之間，尤其是在煤礦、石油等資源性壟斷企業中，百萬年薪并不罕見。

　　而此前國家發改委規定，國企高級管理層最高年薪不得超過職工年收入的8倍。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院長黃少安說，顯然目前一些高管薪酬要高出職工年收入的10倍。按道理，國企高管薪酬應由國資委分配處來確定，但實際上很多企業高管年薪是自己來定的。

　　據山東省國資委相關資料，前兩年少數省管企業經營者把自己的年度薪酬定到200多萬元。近年來，山東省國資委重點規范了27戶省管企業董事長和總經理年薪，從實際執行情況看，仍有個別企業不按規定辦事，工資總額大大超出了年薪制的范圍。

　　據業內人士透露，其實，早在2004年6月，國資委就出臺《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暫行辦法》，但實際執行情況并不樂觀。對于此次財政部有關280萬元的限薪規定，業內仍持不同意見。美國總統奧巴馬2月4日宣布，得到政府資金救助的美國金融公司高管最高年薪不得超過50萬美元。國內有專家則主張，中國版“限薪令”應以50萬元為宜。

　　高管薪酬失控

　　“國有企業有不少處于壟斷行業，高管薪酬無端高增是不公平的。”山東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衛國認為，在西方發達國家，國有企業高管薪酬有著完善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而中國處于改革開放社會轉型時期，一直沒有通過法律和機制對此進行合理框定。正因為整個市場體系缺少這一環節，職業經理人沒有市場，企業高管的任用多由組織部門說了算。近年來，中央企業和一些地方國企跨行業招聘高管，但涉及的面較窄，只是行政管理體制給公眾一部分發言權，還不是市場化，不是靠制度在投票，仍帶有濃厚的行政性或半行政性。

　　山東大學黃少安教授說：“這要看國企高管是不是通過市場機制真正產生的企業家。如果是，就按市場規律給企業家來定年薪。如果不是，憑什么拿高薪！國企假如有利潤，或高利潤，是不是高管的能力決定的？我認為絕大多數是壟斷利潤。憑什么把利潤作為業績考核的重要依據！對于公司的財務報表，還不是企業報什么國資委看什么！有人說，如果不給這么高的收入，能留住人才嗎？問題是，現在留住的一定是人才嗎！”

　　黃少安認為，目前，整個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沒有理順。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經理三位一體，多是組織部管理干部，本質上是一樣的。這是問題的根源。當董事會拿出薪酬方案時，黨委書記肯定同意高的，因為大家都是利益共同體。所以，沒有人會去阻止、監管薪酬方案，從而造成高管薪酬失控。

　　國企高管薪酬失控的后果：一是變相瓜分國有資產。高管沒有能力或有能力不經營，照樣可以拿到很高的收入。二是加劇收入分配的懸殊，加大社會貧富差距。三是使整個國有控股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難以建立。有句話說得好，“壞賬是國家的，分紅是老總的；企業破產百姓買單，老板薪水分毫不減。”

　　張衛國認為，如果這種狀況得不到根本改變，在約束不力、制度缺失時，很多國企高管會存在短期行為。實際上，高管目前的薪酬是否與本屆任期內的經營能力有關，很難說得清。當然，也存在另一種情況，那就是一些國企高管干得很辛苦，但沒有得到應有的收入。由于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會使這部分高管產生逆反心理，從而想方設法把自己本來不高的薪酬拉高，有的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不能光裁員不減薪

　　對于280萬元的最高年薪限定，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院長黃少安認為，國企高管薪酬應當市場化，限定倍數違背市場經濟規律。他建議，應該由政府主管部門、專家、人大代表和企業董事、職工，多方組成一個薪酬評定委員會，來給國企高管確定一個合理的基本年薪，可以略高于相同級別的公務員的工資。這是因為，現在好多國企高管原來都是廳處長等公務員身份。

　　然后，再根據企業經營業績，確定一個合理的獎金提取比例。看企業的經營狀況，不單純依據企業自身利潤情況，還應考慮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在扣除相關因素后，拿出能體現出個人努力程度的業績部分。比如，因石油市場價格大幅波動，而造成的利潤或虧損，就與個人努力沒多大關系。總之，要突出國企高管年薪不是由自己來定。在西方發達國家，國企高管年薪多是由財政部門來確定的，這個方案還要受到工會的約束。

　　對于280萬元的年薪上限，山東省社科院的張衛國認為仍有些高。他說，發改委不得超過8倍的規定是臨時性規定，現在應重新對國企高管薪酬上限進行認定，這種動態修正是合理的。目前，高管薪酬與個人貢獻并非直接相關，而這是導致社會收入分配出現貧富兩極分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業內人士認為，在確定薪酬后，還要約束高管職務消費。黃少安說，國外國企高管的薪酬很低，前提是有較高的職務消費，承擔的風險較低。即使公司破產了，個人也不承擔風險。你不能拿美國，或中國私營企業高管能拿多少來比較。現在國企也有股權激勵，問題是誰應該獲得股權激勵，如果企業高管都有股權，就可能造成對國有資產的瓜分。目前，許多國有企業高管實質上是官員，自己給自己定薪、加薪都說不過去。現在，高管職務消費缺少約束，這值得引起高度重視。

　　上述人士表示，當前確實到了對國企高管薪酬進行制度性約束、規范的時候了。尤其是在當前金融危機影響下，企業經營形勢不好時，國企高管首先要講社會責任。國企高管要努力保持企業正常運轉，應相應降低自己的收入水平，而不能光靠裁員來降低企業生產運營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