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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下發的封頂280萬的“限薪令”，讓本已備受關注的金融國企高管天價薪酬問題再度升溫。不久前從一家金融國企辭職的中層干部向記者披露了國企高管薪酬深不可測的內幕。以她了解的情況看，“限薪令”恐怕會被架空，因為高管們可以利用所謂“職務消費”“堤內損失堤外補”，這種“職務消費”猶如一個大筐，可以裝下高管們幾乎所有的日常消費，甚至包括奢侈消費。

　　　　□限薪令缺乏法律約束力實施效果恐不容樂觀

　　　　□應把金融國企高管薪酬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

　　“大到幾萬元一件的衣服，小到幾塊錢的停車費，他們都可以報銷。”面對財政部近日下發的高管“限薪令”，肖裴的看法是“恐怕不太好使”。

　　肖裴，曾經是一家金融國企的中層干部，半年前辭職當起了全職學生。而她口中的“他們”，正是她曾經的上司，也就是這次《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所指的對象———金融企業高管。這個征求意見稿明確提到，國有金融企業負責人年薪280萬元人民幣封頂，因而獲得了“限薪令”之稱。

　　近年來，銀行、證券、保險等國有金融企業高管薪酬之高，令人吃驚。據2007年的公開數據測算，金融國企高管年薪高出央企同行均值27倍。特別是在去年熊市之年，國泰君安曝出人均收入過百萬的天價薪酬事件，更是引起一片嘩然。因此，“限薪令”一出，其效果不亞于“一石激起千層浪”。

　　“財政部下發的這個辦法確實挺不錯的，從基本工資、績效工資，包括績效工資的發放手段都進行了限定，但是有一個問題辦法中幾乎沒有涉及，但又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職務消費。”肖裴對記者說，“高管們的薪酬和我們老百姓的薪酬定義可是不一樣的。我們拿了工資要日常消費，而他們的薪酬拿到之后是實實在在的，只進不出啊！”

　　　　“職務消費就是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

　　據了解，按照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金融企業負責人薪酬由基本年薪、績效年薪、福利性收入和中長期激勵收益構成。其中福利性收入，包括金融企業為負責人支付的住房公積金、住房補貼、各項社會保險費等；中長期激勵收益部分有關部門將另行出臺管理辦法。

　　“可以說這些項目基本涵蓋了高管的收入項，但絕不是全部，還有比如說車補、實物福利、一些項目經費等。”肖裴說，“這些錢在他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能不會太大，但這些所謂的職務消費足以滿足一般的日常消費。”

　　“據你了解，高管的灰色收入都包括哪些呢？”記者問道。

　　“我說的是職務消費，它和灰色收入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聽了記者的問題，肖裴忙解釋說，“職務消費是指與行使職務有關的消費支出，住房、汽車乃至宴請、療養都可納入這個‘大籮筐’，只要在一定限度內都是合法的。而灰色收入是指介于合法收入和非法收入之間的各種收入，兩者絕不能相提并論。”

　　“不過，由于這些費用不是以現金形式發放，而是以票據報銷的形式由單位支出，導致現在職務消費已經成了企業高管們的隱形收入，這些‘收入’雖然不能讓高管獲得直接利益，但這種‘曲線救國’的方式卻從本質上幫助高管們增加了收入。”肖裴說。

　　肖裴告訴記者，她以前的頂頭上司是公司的經理，年薪雖然只有100萬左右，但出手卻很大方。“有一次我幫她去王府井的一家名牌服裝店取一張發票，發票上的金額嚇了我一大跳，足足有5萬多元。我問店員怎么這么多錢，開發票的店員笑了笑說，‘這位客人每次一買就是三四件，這次還算少的呢’。臨走的時候，那位店員還問我要不要，我說太貴買不起，你知道店員說什么嗎？”肖裴苦笑了一下說，“店員說，‘你們那兒不是能報銷嘛？怕什么？’”

　　更讓肖裴吃驚的是，除了這些奢侈消費，有些高管連日常的花銷也都“免”了。她給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

　　有個周末，我們幾個人和公司老總的女兒相約去爬香山，車開到山腳下才發現山腳的停車場每小時要5塊錢，而我們來回至少要四五個小時，大家就說把車停到另一個距山腳較遠的免費停車場去，不過老總的女兒卻執意要停在山腳下，并說：“要票就行了。”

　　到了山頂，由于太累，大家就想坐纜車下山，不過每人60元的價錢卻讓大家有些心疼。這時老總的女兒走到售票口，和窗口的工作人員交談了幾句，隨即對我們說：“坐纜車吧，我請客。”說完就掏錢買了大家的票。在纜車上我問她：“好幾百呢，你逞什么英雄啊。”她笑了笑，丟給我的還是停車場那句話，“要票就行了”。

　　下山后，大家一起去一家餐廳吃東西。臨走時，老總的女兒特意要了張發票，當時我們還夸她有法制意識，不讓商家偷稅漏稅呢。

　　幾天后是每月報銷的時間，由于老總的秘書歇產假，老總就讓我幫他把發票分好類送到財務。分類的時候，我發現了那天香山停車場的小票、坐纜車的小票以及餐票。更出乎我意料的是，財務在看了看那些發票后，竟然一張不落地都給報了。當時我就在想，這里到底有多少是真的職務消費啊？

　　“職務消費就是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肖裴的總結，可謂是一語道破了職務消費中的“曖昧”。肖裴告訴記者，在她接觸的這些高管中，大部分人都享受著職務消費所帶來的“便捷”，“一次就能發價值幾千元的油卡和電話卡，這還不算時不時就發放的購物卡什么的，而這些都算是職務消費的范疇。你說，我們老百姓干什么都要花錢，而那些高管本來掙得就多，到頭來卻是‘一毛不拔’。”

　　“職務消費就沒有個限額嗎？”聽了肖裴的講述，記者不解地問。

　　“職務消費的標準都是各單位自己定的，有的單位有額度限制，有的就沒有。”肖裴向記者表示，正是因為沒有一定標準，“靈活性”太大，使得職務消費成了一個“無底洞”；特別是“一筐進”、“一攬入”的報賬法，更使其“靈活性”漫無邊際。

　　“一張‘招待費’、一張車輛‘修理費’、一張‘參觀考察費’動輒數千元、數萬元，甚至十幾萬、幾十萬元，誰知道買的什么、吃的什么、修的什么？”說完，肖裴無奈地嘆了口氣。

　　　　政策性規定難有約束力 制約天價薪酬還得靠立法

　　據記者了解，國企高管薪酬問題向來是敏感話題。“銀行、保險和證券等金融行業屬于高利行業，尤其是金融國有企業，除了承擔盈利職能，還承擔著一定社會功能。因此，國家有必要對其發放薪酬的行為加以規范和引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向記者表示，“尤其在現今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控制金融國企高管的薪酬更是勢在必行。”

　　然而，不少分析人士認為，財政部出臺的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金融國企高管的天價薪酬，但政策性的規定難免會缺少一些現實可操作性，也就是說難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在政策面前，一些金融國企高管仍會以種種理由，用“打擦邊球”的手段，為自己謀取更多的利益，脫離管控的范圍。

　　對于辦法實施的效果，有業內專家直言不諱地指出：“此辦法只是提供了一項政策依據，具體的實施效果還要看各部門執行的情況。”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表示：“金融國企高管的平均工資比非金融國企的高管工資要高，這一現象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因為從整體效益方面來看，金融國企的效益確實比非金融國企要好。”但他同樣認為，“限薪令”即便實施，效果可能也會不大好，因為高管薪酬始終要與公司的績效掛鉤。

　　一個共識是，應當把金融國企高管薪酬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中國人民大學人力資源教研室主任文躍然就表示，最好的辦法是能夠通過立法將管控辦法固定下來。

　　這正是肖裴所期望的。她表示，她之所以向記者透露這些內幕，是因為她希望能通過法律手段來監督制約金融國企高管的薪酬，讓這些高管們不再成為游離于公眾視野及法律之外的特殊群體。(趙麗 杜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