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金融危機意味著國際上一場大規模的金融調整將不可避免。那么華爾街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如何？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副院長、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教授。

　　危機傳導是個動態過程

　　問：華爾街金融動蕩波及全球，會否將大幅增加中國經濟增長所面臨的風險？

　　趙錫軍：如果單個公司發生危機，對中國構成的直接影響還是有限的。盡管我國金融機構、一些企業持有這些美國金融機構的債券或資產，但是規模不是很大。這些金融機構在中國還有合資機構和投資項目，其困境可能對中國業務有一些影響。但是總的來說，影響是可以控制的。

　　當次貸危機將這些金融機構的困境串在一起，就可能對全球金融市場以及跟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的國家帶來負面影響。而我國跟美國的貿易、投資往來非常密切，危機肯定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傳導到中國來。影響究竟有多大，目前還不好說，因為它是個動態的過程。

　　問：華爾街危機對中國經濟傳導渠道有哪些？

　　趙錫軍：首先是實體經濟之間的傳導。金融動蕩會影響美國投資、消費、就業、居民收入，例如雷曼破產，大概有2萬員工失業，因次貸危機失業的人更多。由于其消費和投資下降，從中國進口就會減少。

　　美元貶值幅度加大，以美元計價的產品就會漲價。我們很多進口產品都是用美元計價的，進口成本就上升了很多，從而影響我國企業的生產成本，出廠產品也就肯定會漲價。

　　其次是金融市場的傳導。我國外匯儲備、金融機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主要投向債券。美國這些金融機構一旦破產，其債券及其他投資品的價值就急速下滑，市場風險極大。

　　同時，許多美國金融機構在中國有投資的公司和項目。很多美國銀行在中國有法人銀行、合資銀行、參股金融機構等。在華爾街的母公司出了問題，肯定會影響到在中國的投資、合作項目。如果這些公司大量出售在中國的資產，大量資金從中國匯出去的話，短期內給我國外匯市場沖擊也較大。

　　另外，投資者的心理受到影響。盡管我國對外資直接進入金融市場有管制，但是心理傳導是割不斷的。

　　第三是通過影響企業業績來傳導。次貸危機中，我國出口公司、為出口提供服務的公司業績都會受到影響，從而間接地影響到地方的財政收入、就業，比如浙江、廣東的GDP回落速度比較快。

　　充分估計危機嚴重性

　　問：華爾街的危機狀況,恰恰論證了國內學界普遍的觀點：次貸危機“深不可測,尚未見底”。那么，我們應該怎么應對？

　　趙錫軍：要摸清楚危機傳導的渠道，對其嚴重性有充分估計，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

　　首先是出口方面，要做到未雨綢繆，開拓新的出口市場，出口一些高附加值、受金融波動影響少的產品。特別是要避免惡性出口競爭，我們急迫需要從數量競爭轉型到品牌競爭。在出口結算貨幣選擇方面，需要避免匯率風險。

　　其次，從金融投資來講，我們要加強風險管理，加強規避風險手段、工具的使用。我國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地在美國投資，投資規模也越來越大。以前投資，選擇的都是保守的金融產品，但是現在情況不一樣，即便購買美國國債，到期后雖然能夠獲得本金和利息，但一旦美元貶值，投資也會發生縮水。現在風險已經發生新的變化，原來信用風險是主要風險，現在金融創新越來越多，要考慮的風險類型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

　　最后，加強國內投資者的能力建設、心理引導，避免受到外部環境影響，能夠理智判斷自己的市場。

　　貨幣政策要尋找平衡點

　　問：有人說，兩率下調就是應對華爾街危機的措施之一，這次調整將成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拐點。您是否贊同？

　　趙錫軍：要說兩率下調就是應對華爾街危機的措施，這僅僅是時間上的巧合。兩率下調主要是針對國內問題，但國內問題是由國外變化引起的。我認為兩率下調是結構性下調，不代表政策的根本轉向。短期貸款利率下調多一些，是針對中小企業的資金周轉困難。存款準備金率下調，主要針對中小銀行。中小銀行吸收不了像大銀行那么多的儲蓄，資金緊張，就不得不高代價從大銀行拆借資金，否則它經營就會出現困難。

　　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尋找平衡點，而不是去遷就舊的發展模式。政府應該在產業政策，財政稅收、商貿服務政策等方面幫助企業完成從粗放式經營向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轉變。而不是因為企業困難就降低要求，走回頭路。貨幣政策要推動企業積極求變，而不是維持現狀。(記者 姜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