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白] 面對去年以來逐步走高的物價，老百姓普遍感到生活開支明顯加大，同時不少企業也面臨資金緊缺、效益下滑局面，如何緩解群眾生活壓力以及企業經營困難？有觀點認為政府應該采取適當減稅等措施，讓利于民，此辦法是否可行？各方人士對此都有自己的見解。

　　呼吁再次上調個稅起征點

　　盡管距離上次上調個稅起征點僅有半年左右，但是面對高企的物價，專家已經開始再次呼吁繼續上挑起征點，以擴大群眾的消費能力和對物價的承受能力。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表示，當前物價上漲過快會導致通貨膨脹；投資品價格大漲會引起經濟過熱；資產(股票和房產)價格漲幅過高帶來經濟泡沫；事實上是因為市面上流通的人民幣過多。而貨幣流動性過剩，根本原因則在于我國國際收支的失衡。要解決國內經濟目前面臨的問題，最根本的解決方法就是調節國際經濟收支失衡，改變原先主要依靠出口和外資拉動的經濟發展模式。

　　但是調節國際經濟收支失衡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要想盡快并且平穩地解決問題，國內市場必須啟動起來，拉動內需，這包括個人消費和公共消費。

　　拉動居民個人消費，提高收入是最好的辦法。魏杰表示，目前美國人的財產性收入已經占到家庭總收入的45%，接近勞動性收入，而我國人均財產性收入還不到家庭收入的2%。提高居民收入，抬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是一個渠道。

　　不久前，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也呼吁：“物價上漲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最大，我覺得工薪階層個稅起征點提高的幅度可以適當大一點，以此實現低收入群體安居樂業，保持社會的穩定。”

　　許善達明確表示：“個稅起征點還有上調空間”。對于沒有達到個稅起征點標準的低收入群體，許善達建議，政府要增加教育、醫療等公共開支，進一步減輕低收入群體在這方面的支出增長。

　　停征利息稅正當其時

　　“利息稅現在到了該停止征收的時候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王福重說

　　征收利息稅的主要目的應該不是取得財政收入，而是公平分配。利息稅確實具有征收簡便，征稅費用低的特點，但這是因為商業銀行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工作，代扣代繳稅收。商業銀行承擔了費用，而且可能不低。現在CPI不斷攀升，儲蓄的實際利率已經是負數。按照所得稅的稅收精神，不但不應該征稅，還應該對虧損進行彌補。因此，在目前負利率的時候，對存款利息課稅的依據已經不存在。

　　降低商品稅給企業減負

　　無論是提高個稅起征點還是減免利息稅，更大的作用可能是提高消費者對物價高企的承受能力，如果要更準確的降低物價水平，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林森博士認為，可以考慮降低商品稅稅率，進而減輕企業稅負，最終降低物價中的稅負。

　　林森說，中國人對于稅收的貢獻，主要不是通過個稅，而是通過其他稅種。比如，每個人都要消費，而消費品中含有種種稅收，稅收占商品價格的百分比，一般在兩位數，每斤2元的食鹽中，就有0.29元的增值稅和0.03元的城建稅。所以，我們真正負擔的稅收，是看不見的商品稅。根據財政部發表的《2007年財政收入增長結構分析》，流轉稅(即商品稅)依然是我國的主體稅種。加上關稅，則商品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是57.4%。

　　那么這些稅收都是從哪兒來的呢？林森表示，都是從商品或服務的終端價格中抽取的。由于商品稅的隱蔽性，人們不大明白商品稅是可以轉嫁的。事實上，它雖然不是由消費者親自交給稅務局的，但這筆錢卻是通過售價由消費者承擔的。

　　從《2007年財政收入增長結構分析》中，可以看到幾項商品稅大幅增長的原因。增值稅增長的原因之一是價格上漲；營業稅增加的原因，也包括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漲等因素。這清楚地表明，物價和房價的上漲，水漲船高帶來了稅收的增長。稅收和物價上漲一起，給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在這種情況下，我以為有關部門可以在適當的時機考慮適當調節商品稅稅率。”林森說。

　　下調銀行營業稅以便非對稱加息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認為，

　　郭田勇說，國內的通脹壓力要求央行采取進一步緊縮的政策，但是面對企業資金鏈壓力，應該采取非對稱加息政策，即只提高存款利率而保持貸款利率不變。

　　采取非對稱加息的做法好處有四：有利于穩定日益加劇的通脹預期；有利于推進銀行業戰略轉型；有利于保護居民的財產性收入；非對稱加息并適當放開存貸利率的上下浮動空間有利于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推進。

　　但這是以下調銀行營業稅為前提的。郭田勇說，由于利差收入構成我國銀行業的盈利主體，如果采取非對稱加息措施，顯然將對銀行經營業績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對此，政府應該適時下調甚至是取消商業銀行營業稅，在這“一增一減”的效應下，可以給予商業銀行業務轉型的緩沖期，不僅有利于商業銀行未來的發展，還有利于目前國內宏觀調控的順利實施。(記者:方燁 實習生:劉穎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