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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至今日，打擊跨國公司腐敗已成為全球反腐敗的重要內容。其中，輿論監督結合法律懲戒，是嚴防腐敗的最重要手段

　　支付了大約13億美元，德國電信工程業巨頭西門子公司總算在2008年歲末了結了困擾其2年多的賄賂案。不過，這家百年企業的丑聞并沒有因此而終結。隨著“西門子在中國行賄事件”的曝光，跨國企業商業賄賂全球化的足跡也愈發清晰地展示在人們面前。

　　事實上，“跨國公司腐敗”并非一個新話題。長期以來，由于其在國際經濟生活中發揮的重要影響，世界各國都在一次次腐敗案件的追查和審理中不斷加大力度。嚴防跨國公司腐敗，已成為全球反腐敗的重要內容。

　　各國編織嚴密法網

　　在市場經濟起步較早的歐美等國，嚴格的法律制度和完備的法律體系是對付跨國公司腐敗的最強有力武器。

　　德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在世界上最早對包括跨國公司腐敗在內的商業賄賂行為做出懲罰規定。如今，《反不正當競爭法》、《德國刑法典》以及1997年8月份修訂的《反腐敗法》對各種形式的商業腐敗行為做出界定，并規定了相應的懲治措施。正因為如此，包括戴克公司、飛利浦、西門子在內的眾多德國公司往往是在遠離本國的發展中國家才被暴出腐敗丑聞。　

　　而1977年出臺的美國《反海外腐敗法》是因水門事件對非法政治捐獻和洗錢活動進行調查所產生的副產品。它是全球各國制裁商業賄賂最嚴厲的法律之一，它規定公司一旦卷入賄賂丑聞，涉案人員將負刑事責任。

　　相形之下，亞洲國家針對跨國公司腐敗行為的法律條例出臺較晚。發生于1976年的“洛克希德賄賂案”被日本視為徹底打擊商業賄賂行為的契機。

　　當時，洛克希德公司使用1210萬美元賄金獲得了全日本航空公司4.3億美元的交易合同。東窗事發后，公司總裁科特奇恩雖然辭職，但他隨后在媒體上大放厥詞，認為商業賄賂現象在日本十分普遍，從而引起了日本社會的強烈震動。隨后，日本東京地方檢察廳、警示廳和國稅局共同介入調查，終于在6年之后查明真相。涉案的前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被判有期徒刑4年，并追繳罰金5億日元。日本司法界通過此案建立了一整套較為完善的司法制度。上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商業交易秩序明顯好轉。

　　曾徘徊在“嚴重腐敗國家”之列的韓國，近年來亦大力整頓跨國公司腐敗問題。2001年，韓國制訂了《腐敗防治法》，成立總統直屬的腐敗防治委員會，后更名為國家清廉委員會。從2003年起，國家清廉委員會對全國325個政府和公共機關進行一年一度的清廉度調查，摸清各個機關是否存在接受商業賄賂、謀取不法利益的行為，這使得跨國公司很難在韓國插縫行賄。

　　此外，新加坡對商業腐敗也有著嚴苛的制度規定。新加坡現行的《反貪污法》共35條，重罰和重賞相結合，如同編織了一個嚴密的法網。西門子行賄史上第一次“滑鐵盧”就發生在這里：為了拿到訂單在新加坡能源部高官身上故伎重施，結果被禁止5年內部的參與公共項目投標。

　　輿論監督發揮“公器”效應

　　在治理腐敗和商業賄賂過程中，公眾和輿論的監督作用也發揮著重要影響。

　　IBM在韓國分公司的行賄事件最初就是由媒體披露的。2004年1月，韓國聯合通訊社報道稱：這家韓國分公司借助行賄從政府獲得了5500萬美元的合同，韓國檢察機關已以行賄罪指控48名政府官員和韓國IBM高管人員。這則報道直接引起了韓國民眾對這起商業賄賂案的密切關注，并督促政府早日懲治商業腐敗。而風波過后，韓國政府也意識到信息的不公開和不對稱是商業賄賂的源頭，于是就在網上最大范圍地公開了政府機關的各類信息，將政府采購轉變為電子采購方式，接受民眾的在線舉報。

　　日本為公眾的舉報行為專門制定了《公益舉報人保護法》，努力保護揭發和透露公司主管或分管人員違法舞弊行為的舉報人。保護法規定，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舉報人的真實身份。其次，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雇或者使用其他形式打擊報復舉報人。如違背規定，就將嚴肅處理。

　　在美國，從水門事件迄今，任何涉及商業賄賂的行為都會遭到媒體的報道和曝光。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農業部一名官員接受了某企業家為其女兒提供的幾萬美元“獎學金”，結果很快被媒體披露，隨后不得不引咎辭職。

　　去年4月6日，網絡設備制造商朗訊科技宣布解雇朗訊(中國)的董事長兼總裁戚道協和首席運營官等4名高官，其消息的發布者正是《華爾街日報》。而其后關于朗訊(中國)違反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行為逐漸浮出水面，這一過程中，媒體的跟進報道是公眾了解和監督政府執法的重要途徑。

　　跨國公司“偏愛”發展中國家

　　由于發達國家的反腐體制較為完備，為了規避風險，跨國公司經常選擇在法制、輿論監督等不太完善的發展中國家進行商業行賄。當然，某些情況下也有歷史原因。

　　上世紀60年代，非洲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后，表面上一些宗主國撤離了非洲大陸，但實際上，這些西方國家的石油公司卻在當地變相發揮著“大使館”的作用，并明目張膽地從事各類商業腐敗行為。他們大肆賄賂當地的政府官員，爭取有利于己的經濟發展計劃和石油開采合同，壟斷石油價格。久而久之，這些跨國公司嚴重干擾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戰略，并使腐敗風氣在當地甚囂塵上。

　　不過，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條件的改善，跨國公司也開始為自己的腐敗行為埋單。

　　在肯尼亞，政府對查出的行賄公司處以罰款，同時著手徹底整頓最有腐敗傾向的社會部門。政府官員被要求提交一份財產聲明，這樣就更容易追蹤他們在政府之外的收益。目前，肯尼亞人正開始集體反抗行賄文化。受賄的官員甚至被強行押送到警察局懲治，他們認識到，要防止各種形式的商業腐敗阻礙自己國家的發展。

　　另一方面，由于母公司受到各種反海外腐敗條例的約束，跨國公司近年來也不斷清查自身海外分公司的運作情況。以“朗訊(中國)風波”為例，正是由于查出其違反了美國的《反海外腐敗法》，中國分公司的高層才被突然解雇。而促使朗訊由上而下調查的原因是，2003年8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朗訊在沙特阿拉伯的業務進行調查時發現，它曾以饋贈金錢、禮品以及免費乘坐飛機等措施拉攏一名沙特官員，使之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決定。

　　按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執行《反海外腐敗法》的處罰規定：第一，違規的企業將被沒收通過賄賂獲得的不當所得；第二，公司需為海外子公司或附屬機構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因為對非法所得的罰沒金額沒有限制，一旦企業違反《反海外腐敗法》并長時間獲利，罰沒金額將非常高。

　　雙重顧慮：高成本+壞形象

　　所以，法律的嚴格規定使跨國公司對各種商業賄賂行為顧慮重重，因為一經發現就會付出“高代價”。雖然仍有公司在鋌而走險，但巨額罰款使眾多跨國公司對“腐敗”二字退避三舍。

　　美國的罰單向來以“高”、“狠”聞名：1989年，洛克希德公司拿100萬美元行賄埃及官員，希望獲得埃及政府三架飛機的定單，結果被處以2480萬美元巨額罰款；1995年，賽波特公司以5萬美元行賄巴拿馬政府官員，希望獲得巴拿馬運河附近某處的租賃權和其他一些好處，后被罰150萬美元；2005年3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指控國防工程承包商和軍火商巨人公司向貝寧共和國總統的顧問行賄350萬美元，這家公司不得不以2850萬美元了結官司；在紐約上市的德國西門子公司近日更是創下了《反海外腐敗法》生效以來的最大罰單。

　　在具體處理包括跨國公司在內的各類腐敗和商業賄賂事件時，韓國政府也毫不手軟。它們首先對量刑和罰金標準進行了規范，還規定腐敗和商業賄賂事件中涉及的非法所得必須全部退回，犯罪人員不得享受赦免等。

　　那么，在行賄時是否會得不償失？這就成為跨國公司的主要顧慮。此外，有商業行賄行為的跨國公司也顧慮行賄風氣影響到公司的內部管理，這不是沒有先例。在寶潔內部，“10%法則”曾一度令公司頭痛，員工所做項目的回扣占總業務額的10%，再加上員工的親屬在供應商、代理商或客戶的公司中擁有股權，腐敗曾使寶潔每年的直接損失不少于500萬美元。當商業腐敗演化成內部風氣后，跨國公司不得不咽下“苦果”。

　　另一方面，被披露出商業行為違規的跨國公司往往公眾形象大損，從而其經營銷售“元氣大傷”。

　　德國的市場競爭環境已經相當成熟，輿論監督也很嚴格。如果一家公司做出了違法行為，它不但會受到法律制裁，而且還會遭受輿論批評以及競爭對手的排擠，公司形象將大大受損，甚至瀕臨破產邊緣。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公司，尤其是大公司的犯罪動機很小。

　　而IBM韓國分公司的賄賂事件自從被公之于眾后，其業務量緊隨其后出現較大滑坡。在一向重視品牌形象的韓國人眼中，腐敗行為使IBM以往的優秀品質自然大打折扣，其銷量大受影響也不足為奇了。

　　因此，由“壞形象”引發的對企業效益的損傷，像一只“看不見的手”，也在遏制著跨國公司腐敗的出現。(元濤 但凡 鄧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