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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最熟悉華爾街的保爾森和經濟學家伯南克都無法拯救美國于危機之中，美國還能指望誰？

　　本刊記者/李靜(發自紐約)楊正蓮

　　在美國國會就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提出的7000億美元危機解救方案激烈辯論之時，以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John Cochrane為首的美國一百多位經濟學家，聯名給國會寫了一封公開抗議信，反對財政部和美聯儲提出的這個方案。

　　這封信征集到了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簽名。但是，哈佛經濟系只有四個人簽了名，但沒有一個是做宏觀經濟和貨幣金融專業的。普林斯頓經濟系沒有一個人簽名。

　　事情顯然不像想象得那么簡單。對于知識精英薈萃的哈佛和普林斯頓來說，沉默既是一種表態，又是一種謙遜。秘密或許還在于：領頭提出這個解救方案的是這樣兩個人：保爾森和伯南克。

　　他們，一個是華爾街當之無愧的代表，另一個，則是全美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

　　絕佳拍檔

　　保爾森，哈佛的MBA。早在成為財長之前，他的職業生涯幾乎都在華爾街最重要的投資銀行高盛度過。保爾森是這個地球上對華爾街的世界最了解的幾個人之一。

　　而伯南克當聯儲主席之前，是一個在學術界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在哈佛讀本科，MIT拿博士，在普林斯頓經濟系任教17年，并長期擔任經濟系的主任。他同時是一個銀行貨幣政策和大蕭條的專家。他既能寫沒多少人看得懂的學術論文，也能寫入門的經濟學教科書，還能當最好的經濟學雜志《美國經濟評論》的主編。

　　當金融危機爆發之際，美媒體戲稱，伯南克這個研究危機的經濟學家終于派上用場了。如果最熟悉華爾街的保爾森和經濟學家伯南克都無法拯救美國于危機之中，美國還能指望誰？

　　2007年8月，當金融危機剛剛冒頭，二人之間即電話頻繁，經常是很快、沒有計劃。他們很快形成一種默契：一個人提出想法，另外一人挑戰，找毛病、修改。

　　保爾森以效率著稱。華爾街出來的人喜歡快速接觸各種潛在的信息源，雷曼倒閉之際，保爾森不分時間地每天都給伯南克打電話，交換想法或者討論金融市場冒出的熱點。保爾森說，多交流無害。

　　保爾森甚至把自己的講話稿事先送給伯南克。保爾森和伯南克兩人的早餐會程式如下：兩個人輪流到兩家的廚房吃飯，菜譜完全一樣：果汁、可樂、牛奶、燕麥面包，偶然加點葡萄干。

　　作為經濟學家的伯南克

　　現任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的本•伯南克首先是一個經濟學家。這位有神童稱號的美聯儲主席，在被哈佛大學錄取時，入學考試SAT成績1590分，離滿分僅差10分，位居南卡羅來那州的頭名。早慧的少年時代和知識上的優勢，是他作為經濟歷史學家和理論家的本能。

　　他曾對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代和其他金融危機進行過研究。美聯儲前任理事、宏觀經濟顧問董事長拉里•邁耶曾表示，伯南克比大多數人更清楚信貸體系如何運轉，以及抵押貸款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觀察人士經常會把伯南克謙遜的舉止和學院派風格誤讀為缺乏自信。實際上，伯南克極其自信，且看法堅定。曾與伯南克共處一室的友人表示：“你不可能在智力上左右他。”

　　這位人士說，他看到的唯一一次伯南克在智力上受挫，是在他們倆人以及伯南克的妻子安娜與現任哈佛大學教授的肯•羅格夫下棋的時候。伯南克很無奈地說：“羅格夫轉來轉去，東看西看，但仍然打敗了我們三人。”

　　不過甚至連伯南克的欽佩者們也承認，他缺乏其前任格林斯潘數十年的市場經驗和對實時數據傳奇般的直覺，而事實證明，在危機時刻，這兩點相當關鍵。

　　與前任相比，伯南克將會更為廣泛、也可能更為深入地參考他人的意見。

　　他更多地向美聯儲副主席、格林斯潘時代危機的資深人士唐•科恩以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總裁蒂姆•加斯內尋求建議。加斯內曾擔任克林頓政府(Clinton)財政部官員，參與過與上世紀90年代經濟危機的斗爭。

　　然而，伯南克的行為將決定，他是否擁有評估金融危機風險何時會演變為一場經濟危機的判斷力和領導力，以及在危機到來之際，知道如何進行干預以應對危機。

　　“他非常嚴肅地看待道德風險，”布林德表示，“雖然如此，他非常清楚美聯儲有責任不讓經濟走下坡路。這是一個難題。”

　　此前，伯南克曾于7月8日發表的一次講話中提道，“一些大型投資銀行以及私人投資者的疏忽，對于金融市場的穩定乃至整個美國經濟都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壞。”

　　與被稱為“模糊語言大師”的格林斯潘形成對照，講話直白是伯南克的一個顯著特點。但同格林斯潘一樣，伯南克也喜歡鉆研經濟數據，并通過分析數據得出自己的結論。在調整利率的方式上，也更愿意采取溫和的漸進方式，不主張美聯儲采取措施去刺破市場價格泡沫。

　　伯南克有一個綽號是“印刷報紙的本”。這個綽號起源于他與格林斯潘在通貨膨脹問題上的分歧，公眾賜予伯南克這個雅號是基于他的一個觀點：如果有需要，就可以通過大量印刷鈔票的方法來增加流動性。

　　但是，伯南克認為這個雅號曲解了他的本意，他主張設定一個明確的通脹目標，即要在一定時期內使通脹率保持在某個特定水平。他認為，這樣做既可以引導市場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也有助于美聯儲提高其價格穩定目標的可信度。

　　2002～2003年，在解決美國的通貨緊縮問題上，伯南克就曾在業界獲得極大的知名度，他當時極力鼓吹降息，結果導致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下降到1%(45年來的最低點)。

　　關于美國的“雙赤字”問題，伯南克認為，美國外債膨脹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經常項目的實質性轉變”，這種轉變將這些國家從國際資本市場上的借款者變成凈放款者。窮國的錢對美國經常項目赤字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鐵將保爾森

　　9月29日下午，亨利•保爾森呆在他的財政部辦公室里，靜靜地等待國會山決定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的命運。他沒有打開電視，臉上也沒有太多的表情。直到他的辦公室主任從外面探進頭來告訴他這個讓人吃驚的消息：205票對228票，救市方案沒能在眾議院獲得通過。

　　數分鐘后，一臉鐵青的保爾森已經坐在白宮羅斯福會議廳里，忙著同布什政府經濟團隊的其他成員商量對策。這位高盛公司前任主席面臨著幾個選擇：立即推動議案在參議院表決；抑或向民主黨黨魁施壓，爭取在多數共和黨議員反對的情況重新推動議案通過；抑或對現有的議案進行小幅調整，在眾議院二度表決時能夠多爭取到12位眾議員說“是”。

　　那一天，出席會議的美國總統布什提出了一個眾人或許都未曾考慮的問題：如果7000億美元方案行不通，我們是否還有第二個選項？保爾森透過眼鏡望著他，語氣決絕：這個方案非過不可！

　　在過去的兩周里，保爾森被媒體稱作美國史上最強悍的財長——自美國首任財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至今，還沒有哪位人物膽敢要求動用如此龐大的資金，來對抗一場深不見底的危機。美國《新聞周刊》則毫不客氣地指其“逼宮奪權”，形容他為“國王亨利”。

　　這場危機或許是保爾森職業生涯中面臨的最大挑戰。畢業于達特茅斯大學和哈佛大學的保爾森于1974年進入高盛，憑借20多年的打拼，于1999年出任高盛首席執行長官，直至2006年進入政府，成為布什任內的第三位財長。

　　兩年前，保爾森攜7億美元身家離開高盛的時候，他在公眾眼里是個“說話磕磕巴巴、表情嚴厲”的實干家。他既不抽煙喝酒，也不會駕駛保時捷兜風，最大愛好不過是喝健怡可樂。他善于同國會建立親密關系。在入主財政部的最初幾周，保爾森與國會議員就召開了48次會議。

　　但在過去兩周里，保爾森過去兩年的苦心經營幾乎耗費殆盡。他用三頁紙生硬而直接地向國會伸手討要7000億美元權力，并未料到會碰壁。事后一位民主黨眾議員接受采訪時說，“保爾森的傲慢不只體現在聽證會上的態度，還在于他提交的最初方案，那就像一封勒索信：嘿，如果我們不能通過7000億，你們誰也別想拿到養老金！”

　　但事實是，美國國會最終屈服于金融危機蔓延為經濟危機的壓力而通過了方案。保爾森雖然善于妥協，但始終捍衛華爾街的利益，體現出他華爾街出身的純粹性。

　　勝利之后，對保爾森權力膨脹的恐懼并沒有消失。“保爾森恐怕是沒有認清每個人的角色和責任！根據他提出的計劃，不消數月，他的權力甚至將超過總統。”共和黨議員斯科特•賈勒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