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貸風暴眼中的高管薪酬

　　美國此次的金融危機暴露出很多問題，其中高管薪酬過高是其一。連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都看不下去了，出來放了一炮，說“美國財政部的措施史無前例，用納稅人的錢來挽救兩家公司。在這種情況下，絕不允許兩家公司的高管再發意外之財。”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時，美國金融機構做了不少手腳，但問題并沒有被揭露出來，因為美國金融機構大獲全勝。但此次次貸危機不同，一些最大腕的金融機構走了麥城，各種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

　　2008年9月7日，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家公司(下稱“兩房”)由美國政府接管。隨之被揭露出來的問題很多———死老虎大家都愿意揣上一腳，解剖死老虎比解剖活麻雀要容易。其中，高管薪酬過高是一大問題。

　　按照“兩房”的規定，其兩位老總若是離職，可以得到薪酬、退休金和辭退金等，總額可達2400萬美元。很多人看不下去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出來放了一炮，說“美國財政部的措施史無前例，用納稅人的錢來挽救兩家公司。在這種情況下，絕不允許兩家公司的高管再發意外之財”。確實，美國公司高管薪酬太高，已經成了資本市場的大問題。

　　首先是美國公司老總收入高出其他國家同類公司老總的收入，而且是高出很多。2007年美國S&P500強公司老總的平均年收入是1100萬美元，而英國公司老總中的頂尖高手特里·萊希爵士的年收入只有910萬美元。而在他的領導之下的超市連鎖店企業Tesco當年的利潤增長了20%。2006年，瑞典大公司高管的平均收入是722，000歐元。Vinici是法國建筑領域的一家大公司，但公司第一把手的年薪只有500萬歐元。

　　美國公司高管不僅薪酬高，而且收入與業績并不掛鉤。以2007年為例，S&P500強公司老總的平均年收入幾乎翻了一倍，而公司利潤平均只增長了12%。投資圣手巴菲特憤怒地指出：“美國公司高管的年薪與業績常常嚴重脫節，而且到了荒謬的地步”。

　　不僅如此，即便美國公司老總的薪酬與業績掛鉤，也是短時間內掛鉤。結果許多券商老大鋌而走險，反正損失歸投資者背負，而收益歸券商自己，老大們愿意背債豪賭。只要他們當年能夠把利潤做上去，他們就可以多拿收入，來年賠了錢也不用退還過去的所得。這樣高管們就愿意借錢炒股，多多益善，而且美其名曰為“杠桿”交易，意思是他們妙手點金：只要投資者拿出一部分錢給他們投資，就可以成倍貸款到資本市場博弈并從中牟利。注意，杠桿交易在美國已經受到了質疑，至少是已經暴露了丑惡的一面。

　　但同樣的東西，到了中國成了金融創新，而且還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融資融券”。一個很有詩意的名字：典型的四字結構，像凝結中國古代智慧的成語，四字中還有兩字押韻，對仗工整，聽起來鏗鏘有力，而且還很是神秘。其實，所謂“融資融券”，就是借錢、借證券炒股，有時是券商借錢、借證券給別人炒股，有時是券商向別人借錢、借證券炒股。

　　歐洲的情況要好些。歐洲公司不僅將獎金和長期收入與業績掛鉤，有的還將業績與離職薪酬掛鉤。比如法國的電訊設備制造商Alcatel就規定，如果其首席執行官離職或被辭退，發給離職薪酬的條件是，公司實現了其收入目標的90%或營運利潤目標的75%。再比如，英國的股東每年就本公司高管的薪酬投票發表意見。盡管其投票結果沒有約束性，但對公司高管總算是一種牽制。這也是一種言論自由，可以表示道義的力量。美國也有人試圖引進英國的做法，主張股東有權對公司的前五位高管的薪酬投票。2007年，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一項法案，要求公司必須有針對公司高管的參考性投票，但參議院沒有通過法案，結果該法案終被擱置。

　　美國國會還舉行過聽證，傳美林、花旗等券商的高管到國會作證，解釋一下他們為什么要拿天價薪酬。有位國會來的領導還當眾批評他們說，“現在大家都在受苦，只有CEO們例外。可這件事他們的責任最大。”雖然聽證之后沒有下文，但畢竟是舉行過一次聽證，而且國會領導還裝模作樣地批評過拿些大錢做壞事的公司高管。這些公司高管的地位也很高了，相當于我們這里的正部級高管，國會能夠傳他們到庭作證，已經很不簡單了。

　　歐洲公司高管薪酬比美國的低，有其深層的原因。比如，許多歐洲國家有較強大的工會，對公司高管是一種牽制。工會的作用很大。英國股民每年就高管的薪酬投票時，工會的一票就很重要。德國的工會也有很大的勢力。相反，在工會運動的發源地之一的美國，工會早已被打得七零八落，資本對勞工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歐洲國家還有社會主義傳統，執政黨大多是社會民主黨。

　　在高管薪酬方面，我們這里也有些人死心踏地要走美國的道路。當然，也不能全怪美國的壞榜樣。不過，北歐、日本、德國的模式告訴我們，除了美國和中國的高管薪酬模式之外，世界上還有其他高管薪酬模式，那里的人民也生活得很好。(朱偉一 作者系社科院法學所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