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不應該干預股市的正常波動，同時普通投資者也應該擺脫對于“政策市”的依賴，但是政府同樣也承擔著維護市場運行秩序正常的職責。當股市出現非理性波動之際，也即意味著股市運行的正常秩序發生了偏差，此時政府及時進行行政干預，以扭轉投資者的信心完全是合適的。

　　一貫被視為成熟股市標桿的美國股市最近就經歷了第二輪“政府救市”。如果說第一次“政府救市”主要以美聯儲向金融機構貸款輸血，“不救市論”者執拗地認為美國政府是在救實體經濟而非直接針對股市。那么這次救市，則是美聯儲、美國財政部、美國證券委三個職能部門攜手干預股市。其中美國財政部是獲得美國國會特別授權，關鍵時刻可入市購買房貸重災股“兩美”。美國證券委是限制金融股“裸賣空”和稽查惡意沽空者，在股指下跌最嚴峻時刻美國證券委甚至準備將“限空令”覆蓋至所有股票。在這些政府行政措施干預下，作為次級債危機震源的美國股市自去年10月以來的累計跌幅已漸漸收斂至15%左右。

　　目前境內股市的非理性暴跌同樣需要政府適度干預。首先，境內股市的估值狀態已與美國股市持平。滬深300指數與標準普爾500指數都處于15倍市盈率上下水準。如果說滬綜指4000點上方，由于估值泡沫因素而使得行政干預成功概率降低，那么如今已與美國股市接軌的估值水準則令境內股市“救市”具備了成功的價值土壤。

　　其次，當股市規模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刻，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唇齒相依。如今境內股市市值規模已達到20萬億元左右，投資者人數更有上億，而股市更是信心經濟的標志。“救市”從某種意義上能起到扭轉經濟預期的作用。美國政府屢次干預股市就是這個原理。如果說到經濟形勢的嚴峻程度，作為次級債危機震源地以及原油第一大進口國，房價下跌和油價上漲對美國經濟的壓力較中國經濟更大，干預股市能夠起到緩解危機的作用，而任由股市非理性波動則會進一步放大危機。

　　那么現階段“政府救市”的概率又有多高呢？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近期以罕見的頻率連續刊發鼓勵信心提倡價值的文章。這樣的輿論指導密度在去年“5.30”行政“抑市”前夕都未出現過。而唯有1996年12月行政“抑市”前夕出現過相同頻率的12道喊停金牌文章，當時股指始終被壓制在1052點箱頂，而最終突破箱頂之后遭遇嚴厲的行政“抑市”干預。歷史永遠不會簡單地重復，但相似的概率則極高。目前股指已突破“維穩行情”的箱底，愈跌就意味著行政“救市”干預的概率愈高。(姜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