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僅著眼于股改后遺癥的拾遺補闕，而對根本性的制度弊端不進行深入改革，不要說未必真正解決得了存量大小非的老問題，還會發生增量大小非的新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發行定價制度以及市場交易機制等一些深層次改革的漸次推進，恰恰使得利益機制改革從模糊到清晰，其對于未來股市的積極影響格外真切，因此格外值得期待。

　　沒有人不相信股指還有上升的空間，也沒有人相信短期內的股指會升得太高。原因不是別的，期待中的后續救市措施假如并未如期而至，那么，即使股指上行的慣性不至于馬上消失，單靠慣性維持的上升動力又能持續多久呢？

　　盡管滬深股市已經一步踏進了監管信息公示時代，但是，對于政策市，沒有風向標的日子還是依然如舊。乘上救市航班的滬深股市顯然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在哪里，同時，也不知道它的飛行員會不會飛了一圈又返航。各方投資人盡可以對救市充滿期待，但是，誰也不可能對后市的變化一點也沒有擔憂。畢竟，并沒有人對救市承諾過什么。

　　雖然規范大小非減持被認為是救市，降印花稅更是一致公認的救市之舉，但是，這顯然還都只是大多數人的個人看法，是一種輿論的主調，并不是管理層的解釋。經驗告訴我們，“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都是可變的，這就是政策市。救市盡管一向是政策市的拿手好戲，但在它啟動的時候從來就不是張揚的。

　　如果說救市行動推進了一二步，那么，究竟什么是它的第三步呢？真的會有人們所預測的“七步棋”嗎？盡管“救市組合拳”的說法已經深入人心，但是，同樣不能不讓人擔憂的是，這似乎也只是市場的說法，或者說市場的企盼，管理層可從來也沒有過類似的表達。救市的前兩步盡管不妨視為管理層的從善如流，可也不能由此而認為政策市就是有求必應的觀世音。

　　無可否認，此次的救市之所以能夠收到人們所期望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靠的是政策上的糾偏。不過，盡管筆者不能同意有些人對下調印花稅“錯上加錯”的指責，更不能同意所謂“這是中國在朝著建立價值核心資本市場的終極目標努力過程中的一種倒退”的說法，可惜的是，有關方面雖然在行動上糾了偏，口頭上卻從來也沒有過這樣的表述，這也就不能不讓人產生一種無以名狀的感慨。印花稅的下調，如果并不是順應民心的糾錯，而只是功成身退式的收兵回營，那么，也許真的將孕育著一種倒退的危機。因為這樣的下調充其量只是表示其已經完成了當初的歷史任務，一旦股市再出現所謂的非理性的上漲，作為市場調控工具的印花稅就還會再度出山，就像現在的“哪里來哪里去”一樣，無非是再走一個從終點回到起點的輪回而已。

　　筆者想強調的是，目前被視為救市的糾偏之舉，也許本質上也是改革，或者說是從偏離改革的軌道回到改革正道的開始。但是，大小非之所以“按下葫蘆浮起瓢”，在解決了非流通股的流通權問題后暴露出嚴重的利益不平衡問題，就是因為改革沒有改到位。這說明，如果僅僅著眼于股改后遺癥的拾遺補闕，而對根本性的制度弊端不進行深入的改革，不要說未必真正解決得了存量大小非的老問題，即使解決了，也還會發生增量大小非的新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發行定價制度以及市場交易機制等一些深層次改革的漸次推進，雖然未必就是有些人所設想的“二次股改”，改革的步子也未必如人們所想象的“救市組合拳”那樣明晰，然而，恰恰因為利益機制改革的從模糊變清晰，其對于未來股市的積極影響才格外的真切，格外的值得期待。

　　中國股市在較長的時期內還是一個新興加轉軌的市場，告別政策市在現在來說顯然為時過早。對于曾經一次又一次地飽受“希望變失望”的輪回之苦的中國股市投資者來說，這一次，誰又能把一個“不”字說得那么明晰那么肯定？

　　不過，巴菲特的經驗之一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理解力允許的范圍內投資。”是啊，人們又何必將自己押寶于救市呢？相比而言，當然應該是相關的制度改革更值得期待。因為改革最終所改變的將不僅是人們在現實的股市中的不公平，而且也是為了使種種的不公平不再重復發生。或者也可以說，深層的制度改革就是為了使股市今后不再需要救市。所以，在筆者看來，與其過多地把希望寄托于救市，不如寄托于改革。對于中國股市來說，改革，只有把改革進行到底，才是中國股市唯一的出路。

　　超越救市，首先當然是政府的事。只有政府逐漸從對市場的微觀干預中退出，投資者才不會依賴于救市。但是，隨著股市規模的逐步擴大和開放程度逐步提高，包括救市在內的政策干預對股市的影響力也越大，這無論對股市對投資者都將越加是禍非福。無論從投資者的當前利益還是長遠利益考慮，擺脫過于依賴于救市的政策市情結，不僅有利于在具體的操作中較好地避免錯誤的利好利空判斷的誤導，而且也有利于更理性地認識投資的正確方向和價值定位。在某種意義上，這對于政策市情結揮之不去的中國股票投資者來說，也是一場更深刻的革命。(黃湘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