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 本刊記者/鄭褚 文/徐卓

　　在計劃經濟年代，我們沒有休假的概念，那時是工作第一，既沒時間也沒錢度假；到了社會向市場經濟轉軌后，突然獲得的長假，使人們在欣喜之余，似乎是以完成任務的態度來對待休假。認識休假的真諦，需要一個過程：它不是另一種工作，它是人生中除工作外的另一種價值，它讓人更放松，更自由，更體現自我個性

　　一位退休者的“休閑”記憶

　　那個時候人們覺得，人生來就是為了工作，即使做不了更多的工作，也不能讓這個人閑下來，好像那樣會顯得變“修(正主義)”了一樣

　　李志寧，年齡62歲，工作年限1968年至2004年。李自稱是“好逸惡勞”，而在他工作的那個年代，卻是勞動最光榮，似乎是人越受累才越革命。這事今天讓李志寧想不通：好逸惡勞是人之共性，假如真的勞動最光榮，為什么人類社會總是把勞動作為懲罰手段呢？

　　李志寧當過兵，下過鄉，后來又回到城市。在他長達36年的漫長工作經歷中，他總是在奔波勞碌，能得到的休息機會并不多，所以，對那些“休閑”記憶猶新。

　　1968年，李志寧從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畢業，根據周恩來的一個指示，全班同學集體去了天津4701部隊的解放軍農場，從學生直接變成了學生兵。

　　當兵的生活，每分鐘都被安排得緊緊張張：每天早上六點，隨著部隊的號聲響起，要在一分半鐘之內起床疊被，然后一邊穿衣服一邊沖向操場集合。清點人數之后開始跑操，冬天的早晨六點，天還黑著，連長帶著學生連隊摸黑跑出軍營，跑到野外的大路上，分成兩列縱隊站在路邊，命令“放水！”一起松開褲腰帶向著路兩邊小便。所以李志寧說，在部隊真是不僅要管你吃飯睡覺，還要管你拉屎撒尿。

　　跑操回來后，就要開始“整理內務”：把早上匆匆疊好的被子重新攤開，然后再把它疊得像用刀切出來的一樣平整，學生們也學會了像軍人一樣用牙咬被子使其邊角呈工整的90度直角；床單也必須沒有一條褶皺，并且要保持一整天都是如此，也就是說，這一天都不能在床上休息了——事實上一整天他們也沒有時間回床上休息。

　　所以學生兵們最盼望的是星期天。但是這一天，有一半的時間要用來洗衣服。那個年代沒有洗衣機，洗衣服真是最最繁重的勞動。李志寧說，洗衣服是他一生深惡痛絕的幾件事情之一，倒不是怕累，而是難得的休閑時間都在費力揉搓中被耗掉了。整個星期天上午，部隊營房水泥砌成的水槽邊人都站得滿滿的，人們排著隊接水，排著隊用水泥的搓衣板，等到衣服都濕淋淋地掛在鐵絲上，星期天已經過去大半了。

　　軍營外的惟一去處，是30里地外一個叫葛沽的小鎮。剛到部隊時，這群從北京來的大學生們對葛沽這種小地方充滿了不屑——但幾個月之后葛沽對他們充滿了吸引力：那里有一條近200米長的街道，有商店讓他們的津貼有地方花銷，運氣足夠好的話，甚至可能遇到附近部隊農場的女學生兵。

　　李志寧記得1969年年末的一個星期天早晨，大概五六點鐘光景，天還沒有亮，寢室里有幾個習慣了早起的學生已經醒來，這一天他們不用去跑早操，可以很幸福地躺在床上，小聲聊天。突然有人提議去葛沽玩，頓時全寢室的人都興奮起來，一刻也不愿耽誤立即就起床出發。他們走了30里的路，直走到中午11點才到達小鎮。四處亂逛一通，就去飯館吃午飯。每次在葛沽，午飯都會有人喝醉，大家扶著醉漢快活地走回軍營——這一天的快樂，讓李志寧多少年都念念不忘。

　　兩年后，李志寧到湖南一個縣城當上中學老師。后來，又下放去了農村，到了白毛坪公社幸田大隊。

　　當農民的生活，讓李志寧體會到了那個年代的農民們在行政命令下付出的無端辛勤勞作。

　　1972年，上面來了指示，要在李志寧所在的山區發展雙季稻。本來冬天是農閑的季節，而現在為了引水種雙季稻，大隊里包括李志寧在內的大部分勞動力都投入到了挖水渠的工作，上百人排成長龍挖得直不起腰來——而這只是種雙季稻要付出的巨大代價的一小部分。由于一季改兩季，插秧提早稻種總被凍死，勉強種活后，發現肥料又供應不上。一年干下來，生產隊里一核算，除去多耗費的稻種，以及雙季稻顆粒不如單季稻飽滿等等，每畝雙季稻僅比單季稻多收成100余斤。

　　李志寧說，盡管種雙季稻從一開始就成為當地農民的巨大負擔，但在決策者看來，農民的休閑時間被剝奪，并且付出更多艱辛的勞動，似乎并不算是生產成本的增加。因為那個時候人們覺得，人生來就是為了工作，即使做不了更多的工作，也不能讓這個人閑下來，好像那樣會顯得變“修(正主義)”了一樣。“無所事事”是個貶義詞，那時的領導寧愿讓人們來來回回地操正步，或者關在教室里一遍又一遍地念毛主席語錄，也不能讓大家“無所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