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問題。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我們必須對一些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以此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及促進居民的財富增長。

　　兩會召開前夕，國家發改委曾提出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報告，提出要采取努力增加農民收入、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扶持力度、穩步提高職工工資收入和加強個人收入調節等四項措施。日前，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要從抓緊制定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進一步規范收入分配改革等三方面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這表明，當前我國政府已高度重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這對推進方面的改革將影響深遠。

　　那么，導致目前中國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源有哪些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應該從何入手？這些問題都值得思考。

　　從目前情況看，中國國民收入分配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一是自1990年中期以來，勞動者報酬及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比出現大幅下降；二是居民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特別是農民收入所占整個國民收入中比重越來越小；三是收入分配主要朝著資本、企業和政府方面傾斜。

　　導致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許多制度安排不合理，這是導致中國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最大根源之一。比如說，正是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造成目前農民收入水平仍處于最低水平。改革開放前，“價格剪刀差”將巨大的財富由農業轉移到工業；改革開放后，農民收入提高落后與經濟現代化進程。

　　如果我們不能較好地解決這些重大的制度安排問題，單純靠提高農產品價格或對農民實施簡單的救助，很難真正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特別是難以提高他們的勞動報酬。

　　二是國內要素市場發展嚴重滯后，導致通過權力尋租而不是市場價格機制可獲得部分要素的財富分配，使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問題日趨嚴重。

　　當通過權力尋租而非市場機制占有和使用部分國有或全民的資源時，在很大程度上會造成社會財富的分配與權力的大小相關，卻與勞動的創造或努力無關。這樣，不僅會導致廣大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分配和財富增長不斷下降，還會導致社會中“官本位”的現象日趨嚴重，更容易形成腐敗。

　　因此，要調整居民的收入分配關系，從根本上講，還得從改革當前對經濟的不當干預與占有入手，或從改革要素市場的市場化運作方式入手。

　　三是對整個社會資源的過度干預與管制，或部分制度規則的不合理，導致部分政策已演變為財富轉移與分配不合理的機制。

　　比如，當前個人所得稅的主體是絕大多數中低收入居民，高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占比并不大。這說明，當前中國個人所得稅征收制度并沒有有效起到調節居民在初級財富分配環節中存在不合理的正面作用。

　　除了上述三大顯性影響因素外，還存在部分影響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隱形原因。比如說，利率的管制，將存款利率維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在損害存款人利益的同時，又將利益轉移到了債務人手中。這種財富的轉移，不僅降低了債務人的融資成本，還可能導致債務人濫用資金(如投資高風險項目)，增加銀行體系的風險，而且還減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或弱化了居民的消費能力。

　　迄今，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已經或將產生的負面影響，理應引起我們的關注。正是絕大多數居民收入和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過小，正是由于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導致居民消費能力的不足，引致我國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出口和投資增長。更重要的是，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也將不利于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順利進行。

　　在筆者看來，要解決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我們就必須對一些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財政和稅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另一方面，要通過弱化權力對要素市場利益分配的尋租、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及借助公共決策降低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幾率等措施，徹底改變當前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現象，促進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由此可見，要想調整居民收入分配關系，要想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進程，就要改革阻礙或引起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些重大制度，這才是“治本之道”。否則，我們將可能“無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