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進影院看張藝謀拍的電影，因為這里面有一個“囚徒困境”：掏錢買票進去了，片子可能好也可能壞，不管你叫好還是叫倒好，張藝謀都鐵定是大贏家。褒貶是買家。導演、演員與作家、記者都差不太多，或者說拍電影與辦報刊一個樣，最怕的是無人喝彩，甚至連喝倒彩的人都沒有，那就真的悲哀極了。有人罵你，不管罵得多兇，至少說明有人掏錢看你了，你就有錢賺了，你就有了衣食父母，你就不是沒爹沒娘的孩子，倘若父母肯花8800元聽你耍貧嘴，斗咳嗽，你就是大款的兒子。在一個“罵死事小，賺錢事大”的圈子里，多少人花錢雇托或拉關系找人罵呢。一罵成名，這是當今文藝圈里的葵花寶典。

　　張大導演，有人稱“國師”(國家級大師，還是國際大師？)，基本上是一個在罵聲中成長、在罵聲中賺錢的高手。他知道老百姓的腰包現在緊了，一槍打不透，兩槍打不透。因此，他打了“三槍”。老張，好槍法，一槍就把“大師”的帽子打飛了，第二槍、第三槍其實可以不打。“三槍”屬于典型的用力過度。搞一個電影版“二人轉”或是山寨版《血迷宮》，好萊塢稱之為《一個簡單的面條的故事》，用得著三槍嗎？一槍還不結了。

　　掏錢買票，中了“一槍”，進了影院看片，出了影院罵娘，又中了“一槍”。回家上網開博罵自己“傻B”(洪晃語)，那是“第三槍”。這就是讓觀眾瘋了的“三槍”。挨了三槍，人財兩空。不挨三槍，似乎又沒有罵娘的資本，此之謂“囚徒困境”。好在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本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原則，這次我不評論“三槍”，只說那些“三槍”評論。“三槍”的負面評論我基本上都看了，這些評論有一個通病，就是把張藝謀放在“國師”、“大師”的位置上來評論“三槍”。

　　不知道張藝謀什么時候變成了“大師”？誰封的？他究竟是攝影大師、編劇大師、導演大師，還是演技大師？哪一部作品稱得上是大師級作品？王朔說他就是一個“搞裝修的”，話說得有點損，話糙理不糙，仔細琢磨，有點意思。稱得上大師的人，最基本的條件是要有智慧，有智慧才能有原創，而不僅僅是聰明，照貓畫虎，拾人牙慧。張藝謀很聰明，但慧根不夠。因此，他所有的電影，幾乎沒有一個是自己原創的作品(故事)，《紅高粱》改編的莫言小說，《滿城盡帶黃金甲》扒的《雷雨》，“三槍”山寨的是科恩兄弟的《血迷宮》。我仿佛不記得他有講故事的天才，自己編一個故事好好講給觀眾。《紅高粱》這種小說改電影的二度創作，他還可以勉強過關，《雷雨》、《血迷宮》這種想脫胎換骨的扒法他就露怯了，非砸鍋不可。演藝圈里有一個段子，現在似乎不大說了：你會編劇嗎？不會。會演戲嗎？不會。會制作道具嗎？不會。會攝像嗎？不會。那你當導演吧。張藝謀只是比一般導演多一攝像的本事而已。

　　今年以來，錢學森、任繼愈、薩繆爾森等大師級的科學家、學者相繼以高齡辭世。大師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不是那么容易造就的，誰想弄一個就弄一個，誰想來一批就來一批。時代到了，一批一批地涌現，群星燦爛。不到時候，出一個都難。或許今后很長一個歷史時期，我們生活在一個常人時代，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再過10年，共和國70年時，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只要是70歲以下的，大概都不能稱為“革命家”，更不能稱“老一輩革命家”，大家都生在紅旗下，長在新社會，誰也沒有鬧過1949年以前的革命。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的人，誰也不好意思寫進自己的履歷。一個“強人政治”的時代，轉型到“常人政治”的時代。今后比拼的，也就是誰比較聰明一點，而不是誰打的天下，誰鬧的革命。看一部電影，非要認定導演是大師，不給我們端上鮑魚就罵娘，這就有點強人所難，強常人所難。“大師”都把自己放到二人轉、小品一堆里玩去了，觀眾較什么勁呢？近日讀美國作家斯蒂芬·金創作生涯回憶錄，他的人生信條之一很是給人啟發：第一次騙我是你不好，第二次上當是我活該，第三次騙我，咱倆都不是東西。有什么樣的觀眾，就有什么樣的導演。不抱著看大師作品的態度進影院，你就不會有上當受騙的感覺。非要從“三槍”里面找“大師”，那簡直也是“三槍”打不透，你就快“洪晃”了。(蘇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