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繆爾森的辭世，無疑是經濟學界的重大損失，即使在他的晚年時段不再有更為超越的理論出現，但他對西方經濟學的奠基意義已得到歷史公認。他的離去，讓中國的經濟學界在這個時刻也有了一種別樣情懷。

　　“那些不屑于花費時間和經歷在教材上的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反思，面對這樣一位大師。”北大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鳳岐意味深刻地對媒體說。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盡管對西方經濟學本身存在一些不同意見，但對薩繆爾森本人則表達出了由衷的敬佩。“凱恩斯開創了一個時代，薩繆爾森則提供了新的研究思維和方法，如果說凱恩斯是個了不起的謀士，那么薩繆爾森就是一個真誠的純學者。”

　　中國離“大師時代”并不遙遠

　　回顧過去的二十世紀，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米爾頓·弗里德曼、保羅·薩繆爾森這幾位僅僅是提起名字便令人振聾發聵的西方經濟學大師級人物，都已相繼離去，那么，將來還會有經濟領域的大師出現嗎？將會在哪里？中國有機會嗎？

　　“西方不會再出這種級別的大師了，當然夠得上大師的人仍然有，比如薩繆爾森的學生斯蒂格利茨，新一屆的諾獎得主克魯格曼等。而中國在這個領域到現在都還沒有大師。但這不代表中國沒機會。只要再有10年，就是中國各個領域出大師的時候。而且下一個經濟學的大師必定出在中國！”張宏良教授一語驚人。

　　張宏良分析道，西方經濟學的基礎與工業經濟緊密相連，而工業經濟的基礎是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奉行法則是“優勝劣汰、弱肉強食”。金融危機的到來已讓這個經濟模式提前結束。“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就是一個標志。它說明未來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自然和諧的基礎上，以前是掠奪，現在是協調，是與自然相處融洽，這正好與東方文化不謀而合。未來的大師將出現在世界一體化的方向上，而世界一體化是建立在經濟、文化等多方面一體化的基礎上，中國很有這個機會。”

　　那，為什么是中國？———“因為中國正處在一個變革的大時代，經濟大發展提供了理論研究的土壤和最好機遇。通過對中國經濟規律進行研究和總結，必將有機會開創前所未有的理論學派。”張宏良滿懷信心地說，“21世紀將是一個中國世紀。”

　　李明志也認為，中國已具備滋生大師的土壤，中國正在走的實踐之路給了開創新的理論研究以機會。但他對時間并不像張宏良那么樂觀，“需要多少年還不好說。”

　　30歲以下年輕人最有機會

　　既然是“大師”，那么他的“養成”必定不是一天兩天，中國的經濟“大師”將會出在什么人群之中呢？

　　“30歲以下的年輕人最有機會。”張宏良的解釋很有趣卻不無道理，50歲以上的受封建文化影響較深，30歲以上50歲以下的是在西方崇拜中長大，而30歲以下的年輕人生活在中國最有活力的年代，一切都是全新的，同時受到東西方文化的影響，具備了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中國的思想領域已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態勢，尤以網絡為甚，這些新媒體、新載體、新生產力的出現已催生了新的思想，等這些新思想將落后的、腐化的舊思維‘絞殺’干凈后，便是條件成熟之時。而這，正是當前30歲以下的年輕人所具備的。”

　　李明志也認為，中國的青年人有這個機會。“只要肯踏踏實實坐下來搞研究，摸得清中國的經濟規律，就能有所為。只是不要忽視，外國學者同樣有這個機會。”他舉例說，李約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就是研究中國科技史的著名專家，他主編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國科學技術史》被認為是二十世紀完成的重大學術成果之一，是歐洲人學術研究的最高成就。“所以，中國的青年人從現在開始，要加油了！”(劉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