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使國際金融協調與合作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作為超主權國際金融機構的代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改革已成為重中之重。

　　一、IMF肇始：金融安排還是政治博弈？1944年7月簽訂的《布雷頓森林協定》是二戰后以美元為中心的新貨幣體系的綱領，其組織表現是成立IMF和世界銀行，二者被稱為“布雷頓森林機構”。該體系的主要設計者是英國人凱恩斯和美國人懷特。兩大機構的初始定位是：

　　IMF負責向成員國提供短期資金借貸，保障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世界銀行通過中長期信貸促進成員國經濟復蘇。全球幾乎所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其金融政策均受“布雷頓森林機構”的影響，說得更直白一點，也就是受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影響。“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國際性的金融貨幣安排，更是二戰后政治格局重塑和調整的核心。凱恩斯和懷特則是“英鎊本位”和“美元本位”的代言人。隨著戰后新體系的建立，美元正式成為“天字第一號”貨幣，掌握了國際貨幣體系的絕對主導權。因此，從根本上講，IMF從醞釀到正式成立是國際政治格局在經濟金融問題上的直接體現，政治內涵是“本”，經濟表征是“末”。

　　二、IMF痼疾：代表少數，監督協調多數。IMF成立的目的是穩定各國貨幣，監察外匯市場。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

　　IMF的主要任務是保證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平價制度的穩定。美元是“軸”，即便國際化貨幣強大如英鎊、馬克(以及其后的歐元)、日元者也只能亦步亦趨。同時，IMF的“匯率政策守護者”身份在政治、經濟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不斷“開疆拓土”，標志性事件有二：一次是1977年《關于匯率政策監督的決定》(“1977年決定”)，規定成員國在履行一定義務的情況下，可以自主選擇匯率制度，“IMF應對各成員國的匯率政策行使嚴格的監督”，“以促進有序的匯兌安排和穩定的匯率體系”。除匯率政策外，IMF也觸及成員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和其所選擇的匯率制度。第二次是2007年《對成員國政策的雙邊監督決定》(“2007年決定”，用以替代“1977年決定”)，明確對成員國的監督重點是對“外部穩定”具有重要影響的匯率、貨幣、財政政策和金融機構，并將“匯率根本性失衡”等列為監督指標。可見，IMF已經不滿足于匯率政策、匯率制度、貨幣體系、國際收支的作用邊界，而向財政政策甚至對外政策領域進發。既然IMF是政經一體的國家間制度安排，那么代表性如何體現、責任如何落實，關乎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對IMF詬病也多集中于此。IMF代表的是也只能是政治經濟的霸主美國，與歐盟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平衡術”已經使其筋疲力盡，對其他成員國即便不是置若罔聞，也只能是“簡單而生硬”的單向行動。因此，“代表少數”的IMF要“監督協調”186個成員國，政策偏頗、執行不公、方法失當也就成為常態，何況還不時“越位”，以“國際組織”之名行干預成員國國內事務之實。“2007年決定”執行難的問題正體現了IMF的體制痼疾，而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使這種痼疾暴露的更加明顯。

　　三、過往的危機：IMF的“滑鐵盧”。

　　IMF成立以來，一直在為自己“正名”，但卻一次又一次地“適得其反”；經濟危機理應是IMF展示自己作為的機會，但“諾曼底”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滑鐵盧”。

　　(一)IMF的經濟援助經常“口惠”而“實不至”。“有條件的”援助被指責影響到主權國的社會穩定，“附加條件”多是“華盛頓共識”的政策主張，如無原則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無節制的資本賬戶開放和跨境資金流動，以及浮動匯率政策等，被指造成通貨膨脹、加深貧困。其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對拉美諸國援助所附帶的經濟自由化要求，不但未能使這些國家走上經濟成功之路，反而導致拉美陷入九十年代接連不斷的金融動蕩之中。

　　(二)IMF“亡羊補牢”多，“未雨綢繆”少。一系列歷史事件顯示，往往當國家已深受經濟危機打擊時，IMF才伸出援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金融危機頻現，超過100個國家曾經歷了銀行體系崩潰，GDP下降逾4%，而IMF這個“致力于促進全球金融合作、加強金融穩定、推動國際貿易、增進高就業率、經濟穩定成長以及降低貧窮的組織”卻反應遲緩，進退無度。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已經充分暴露了這一點，而2007年次貸危機轉化為全球金融危機再次顯示了

　　IMF的不反應或滯后反應。(三)阿根廷案例。阿根廷是IMF推崇的“典范”，2001年卻出現災難性的金融危機，不少人認為是IMF倡議的緊縮財政預算和資源開發私有化所致。IMF對包括阿根廷在內的拉美國家的“政策輸出”和“改革指導”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加深了受援國的怨恨。

　　(四)肯尼亞案例。原本肯尼亞的中央銀行控制該國的貨幣流動，IMF在1996年對肯尼亞的政策建議是“反其道而行之”，即放松貨幣政策。肯尼亞按

　　IMF的建議實施調整后外商投資大減，貪污腐敗盛行，財政狀況急劇惡化。

　　(五)亞洲金融危機和IMF的處方。1997年，IMF在《世界經濟展望》中對亞洲經濟“山雨欲來”渾然不覺，未發出任何警告，而當年9月，IMF還認為危機接近尾聲，而事實是危機迅速蔓延到整個東南亞乃至韓國、俄羅斯和巴西。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IMF向被救助國提供貸款時，以債權人的身份規定了諸多嚴格的條款，目的是讓對方盡快恢復國際收支平衡，把債還清，而對被救助國國內的經濟狀況卻考慮甚少。由于擔心IMF的苛刻救援條件會“凍死”本國經濟，亞洲國家不愿接受援助，即便接受，也力圖盡快脫身。韓國申請580億美元貸款時，IMF甚至附加有政治考量的條件，要求將破產的韓國第一國民銀行和漢城銀行出售給外國金融機構，使韓國人視IMF為攫取國家利益的外交工具(本來就是，美國前財長保爾森曾表示IMF的監督“可能是雙邊外交的有力補充”)。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未受IMF援助的馬來西亞，反而在2000年取得了經濟增長8.5%的驕人成績。

　　四、今次的危機：IMF的“救命稻草”。從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直至2008年金融危機蔓延全球，IMF蹩腳的預測嚴重誤導了各國決策者對世界經濟形勢以及危機影響的判斷。對成員國的監督不公平、對金融業監管不到位以及放任發達國家金融體系的極度失衡使IMF的權威受到再一次質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窮”指形勢之嚴峻、狀況之艱難，IMF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特別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又一次彰顯了IMF的“老眼昏花”。今天，重塑國際經濟和金融框架、加強國際合作和金融監管、改革國際金融體系呼聲日高，實現經濟的均衡、可持續發展需要一個穩定的、內嵌“全球最后貸款人”機制的國際金融體系。當人們一時還沒有其他選擇的時候，金融危機或許是IMF的救命稻草，但前提是必須改革。

　　五、“改革IMF”還是“IMF改革”？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提出，“要而論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對IMF而言，改革之“法”是什么呢？是“改革IMF”還是“IMF改革”呢？前者是大手術，是“重建”；后者是小手術，是“技改”。IMF作為國際金融機構的“公共性”要求重建，要求全面徹底的改革，但利益攸關方博弈的結果可能又是一次“雷聲大、雨點小”的表面動作，甚至連“技改”都不如。最終結果如果平衡為“技改”，也就算“不幸中之大幸”了。

　　六、IMF改革之一：明確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定位。“名正而言順”，IMF首先要明確定位。綜合來看，以匯率政策和短期貸款支持為手段，發揮其全球金融體系的政策協調、監管協調、行動協調職能應是IMF改革問題中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從“全球最后貸款人”到“全球央行”。IMF孜孜以求擴大“全球最終貸款人”的角色，但前提是要從個別國家的操縱中擺脫出來，實現其“獨立性”。貨幣政策、貨幣發行權獲取的充分必要條件，也在于此。客觀地講，目前的IMF尚難滿足“全球央行”的基本要求，或許暫時成為全球央行間的協調平臺和對話機制更為適合。

　　(二)IMF與FSB：厘清主輔。在G7的框架下，全球穩定論壇(FSF)是全球金融體系協調監督的制度安排；隨著G7過渡到G20，FSF也變身為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并于今年9月正式成立。FSB著力于評估國際金融體系運作中的風險，促進各國監管機構的合作與信息交流，協調國際標準制訂機構的工作，制訂國際性危機的應急預案等，偏重于監管，更為宏觀；而IMF著力于金融政策、匯率體制、貸款援助等，偏重于穩定貨幣體系，更為中觀。從國際組織的協調層級看，形象地比喻，FSB"運籌于帷幄之中"，IMF則"策馬于疆場之上"。

　　(三)IMF與美聯儲：誰主沉浮？IMF"歐美代言人"的標簽屢屢受到批評，在改革定位時，實現"全球央行"的愿景必然與"美元本位制"下的美聯儲發生沖突。美聯儲一定意義上是"全球央行"，其貨幣政策和監管舉措通過美元作用于全球市場。由于美聯儲只需對國內負責、無需對他國負責，國際社會對美聯儲沒有約束力，世界性監管的共同需求得不到應有體現。這雖未必是美聯儲的故意，但卻是制度性缺陷在美國"全球鑄幣權"作用下的必然。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正是美聯儲的失職，而致使眾多國家遭受損失。美國的經濟金融風險能得以在全球范圍內分散和配置，美聯儲的"全球央行"地位至關重要，寄希望于美聯儲放棄既得利益如"與虎謀皮"，即便IMF有"全球央行"之"名"，美聯儲也會牢牢占據其"實"。美國的綜合國力依然是美聯儲行使"全球央行"職能的有力保障，IMF若能給與些許制衡，已算是改革的成果。

　　(四)IMF與巴塞爾委員會：重疊還是互進？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是國際清算銀行的一個正式機構，由十大工業國的中央銀行于1974年底共同成立。巴塞爾委員會本身不具有跨國監管的法定授權，所制訂的一系列協議、監管標準與指導原則，實質是為了完善與補充單個國家對商業銀行監管體制的不足，減輕銀行倒閉的風險與代價，消弭世界各國監管差異。鑒于其影響力，各國基本都會采取立法規定或其它措施逐步實施巴塞爾委員會的監管標準與指導原則。IMF一向支持巴塞爾委員會,通常將巴塞爾委員會確立的監管原則作為評估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各國金融體系及其監管體制的參照,并通過IMF第四款協商過程促使成員國實施這些原則。IMF的實施推動與巴塞爾委員會的規則制訂互動良好，應該持續下去。

　　七、IMF改革之二：助力全球貨幣體系再造。在設計"布雷頓森林體系"時，國際貨幣的構想也一并提出，凱恩斯的是班柯(Bancor),懷特的是尤尼塔(Unita)，最后還是美元，美國的主權貨幣成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準。"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一次次的全球金融危機均把矛頭指向"美元本位制"，以一國主權貨幣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重大缺陷，重新構建平衡、多元的國際貨幣體系是

　　IMF發揮作用的前提之一。(一)SDR的地位與作用。特別提款權(SDR)是IMF于1969年創造的國際儲備資產。由于IMF成員國不希望全球儲備依賴于黃金(生產具有內在不確定性)和美元(美國國際收支的持續逆差)，SDR作為補充儲備資產應運而生。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又把SDR推向前臺，"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使之成為"世界貨幣"的呼聲不絕于耳。但問題是，沒有強大主權經濟體支撐的貨幣只能是"貨幣符號"，SDR取代美元的愿望可以理解，卻缺乏邏輯上的說服力。因此，SDR定位應當是多元化儲備貨幣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并發揮比主權貨幣更積極的作用。

　　(二)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優化。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再造時，"一蹴而就"的心態不能有，"簡單化"的方法論也不可取，IMF的作用更不能高估。SDR取代美元還不具備現實基礎。可以預計，在未來30年，國際貨幣體系仍是"一主多元"的格局，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隨著區域貨幣和金融合作逐步深化，儲備貨幣的多元化需求會提升歐元、日元和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決定力量是國家實力的重排座次。對IMF而言，順應這一趨勢弱化美元的絕對主導地位并增加新興經濟體的發言權是明智選擇。

　　八、IMF改革之三：份額與治理結構的"代表性"。IMF和世界銀行被批評是歐美尤其是美國利益的代言人，治理結構的缺陷是其失去獨立性的根源。從投票權份額來看，IMF的決策采取絕大多數原則，一般決策需要50%以上的投票權通過，重大決策需要85%。發達國家擁有超過60%的份額，其中約45%集中于七國集團，美國和歐盟均擁有超過15%的投票權，即事實上擁有一票否決權，從而牢牢控制了IMF的決策權。從管理人員構成來看，IMF的總裁按照慣例由歐洲人擔任，美國人擔任第一副總裁，三名副總裁中僅有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家，主要高級管理人員基本來自發達國家。

　　IMF份額分布和治理結構不適應全球化的要求，"合法性和有效性"存在問題。作為國際金融組織，IMF的投票權、決策權、監管權應該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應參照經濟、貿易所占世界比重予以調整，提高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執行力和平等參與度，引導其成為適應未來全球發展的建設性力量。

　　九、中國如何參與IMF改革？"用其新，去其陳，病乃不存"，IMF改革在即，急需吐故納新。中國增加在IMF影響力已經水到渠成，此時更需保持清醒，審時度勢。

　　首先，"辦好自己的事"是頭等大事，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發展能力的科學持續、軟實力的逐漸提升，都是"固本"的重要任務。"內功優先，謀勢而動"是應對"崛起困境"的大智慧。

　　其次，中國應積極主動參與IMF改革。"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和平崛起"需要中國與包括IMF在內的國際組織建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合作格局，以實現在國際貨幣和金融事務中權利與義務相均衡。同時，應推進SDR成為發揮實際作用的國際貨幣，對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進行重要的補充和修正。

　　再次，中國在IMF中的份額和話語權不能期望"一步到位"。歐美不愿意賦予IMF實權，美國也不會放棄在IMF中的絕對權威，中國發揮作用應當是一個漸變式的過程，其間免不了無數的既競爭又合作的博弈。

　　最后，堅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改善資源的全球配置，擺脫"美元陷阱"。對于人民幣國際化，兩個"三步走"即地域"三步走"---周邊化、區域化、國際化；貨幣職能"三步走"---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儲備貨幣的戰略必須加快推進。

　　需要明確的是，IMF改革不存在全球化的共同利益和統一版本，仍然是主權國利益制衡的體現。"兩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即權力也；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唐雙寧 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