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潤百富榜最近公布，進入新能源汽車領域的比亞迪創始人王傳福以擁有350億元的財富成為新首富，房地產和金融(股市)領域的富豪也有增長。前十位富豪中，有八位都擁有上市公司。而首富王傳福的財富一年時間增加290億元，這也得益于巴菲特對其上市公司的投資，導致比亞迪股價飛漲，其財富水漲船高。

　　于是有觀點指出，可以從百富榜中窺見中國經濟的復蘇態勢，尤其是房地產行業與資本市場的回暖，表明已經可以對中國經濟持樂觀態度。胡潤在接受各類采訪時也表示，從上榜富豪從事的行業來分析，房地產、制造業(尤其是礦業、鋼鐵和汽車)、金融業(股市)占了前三名。但從榜單中得出經濟前景看好的觀點，恐怕是不嚴謹的。

　　謹慎是必要的。因為富豪的成長可能有很多因素，行業發展固然是其中之一，但實際情況非常特殊，富豪有可能是通過關系資源獲得發展，并不是因為行業振興。例如前首富黃光裕的例子表明致富有可能是通過“搞關系”得來的。而胡潤百富榜并未揭示的是，在前1000名富豪中，約有15%是各級代表或政協委員，他們當中，如有富豪通過尋租的手段獲得原本政府壟斷的資源，從中分一杯羹，也不無可能。這與依靠人力資本提升、技術革新和拓展市場獲得的份額全然不同。前者是在總量既定的情況下進行分配，而后者是將餅做大之后進行分享。而長期的經濟增長，依靠的是后者。

　　另一個需要謹慎的理由是，房地產、制造業和金融業占三甲，與中國在危機之后實行的經濟刺激計劃有莫大的關聯。大規模的信貸以及企業活期存款的迅速增長，為這三個行業提供了大量可用的短期資金。這可以從資本市場的幾個拐點變化均在企業活期存款數據上有所體現中得到印證。而政府傾向性的支持政策，也使得制造業獲得了不少補貼。也就是說，盡管這些富豪有從市場中打拼獲得的收益，但也從危機之后的經濟刺激政策中獲益，享受到了制度紅利。而這同樣無法給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指明方向，更不能從中得出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已經完成的結論。

　　總之，從“百富榜”來看經濟走勢是不太可取的，而且容易陷入盲目的樂觀，結果可能帶來更大的悲劇。因為“百富榜”統計的是富豪，自然容易強調從中國市場上獲得成功的人，但也可能會忽視更廣大的底層。

　　實際上，有一個信息倒是可以從“百富榜”中看出來，那就是貧富差距正在不斷拉大。根據胡潤的榜單，2008年中國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富翁人數從101名增至130名，這個人數名列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財富總和從4390億美元增至5710億美元。

　　與此同時，根據世界銀行2009年一份名為《從貧困地區到貧困人群：中國扶貧議程的演進》的報告，中國減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采用比國際標準更低的標準線。按國際標準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貧困線推算，中國貧困人口共3億人一年全部的財富不足1370億元，而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國人一年增加的財富就是1320億元。大體上，前1000名富豪的年收入與后3億人的年收入差不多。

　　無疑，這樣的富豪榜也表明中國貧富差距的問題應該得到正視。鄒至莊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用非營利組織的大力發展來緩解貧富差距問題，并且為了改善非營利組織的減貧效率，可以考慮采用市場機制來挑選非營利組織。也就是說，建立一個非營利組織的相關市場，讓它們通過這一市場來競爭資源去減貧。這是非常有創意的設想。

　　但同時應該注意到，造成收入分配極大扭曲的根源是政府壟斷了“再分配權”。而鄒至莊教授之設想要實現，也需要極大依靠政府在稅收政策上進行調整，減稅并且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稅收政策上的優惠，就相當于要求政府讓出部分“再分配權”，交給社會自己來運行。實際上，減貧的道路并不復雜，中國之前的歷史經驗也表明經濟增長對減貧有正面的作用，但前提是政府退出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可以發揮其作用的領域，這樣在提高效率將餅做大的同時，也能縮減貧富差距，落實更加公平的分配。這不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氣。 (李華芳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