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億”事件引發國人持續熱議，河南安陽中了3.6億的人被稱為“中國彩王”，那家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小小投注站跟著一舉成名，被稱為“中國最牛投注站”。質疑不斷，中獎者身份神秘莫測。就在如煙似霧的猜測中，有人報出這位“中國彩王”為安鋼一名在職職工，已攜家帶口連夜撤離安陽。(《成都商報》10月11日)

　　如果我是“中國彩王”，看來也只能選擇“逃亡”的命運。

　　因為，不要說中了3.6億，一些彩民中500萬大獎的事例告訴我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都走上門來伸手要錢、借錢，如果不給、不借，差不多所有的親朋好友都會得罪光，自己在家也無立錐之地；如果給了、借了，不僅巨獎白白給了別人，說不定因為不平衡照樣得罪人。因此，從保護彩民的利益出發，《彩票管理條例》規定：“彩票發行機構、彩票銷售機構、彩票代銷者以及其他因職務或者業務便利知悉彩票中獎者個人信息的人員，應當對彩票中獎者個人信息予以保密”，我認為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公眾的質疑也并非空穴來風——— 從雙色球開獎直播畫面后期制作，到深圳的木馬制造3305萬元福彩大獎，無不在昭示我們，不可迷信一些彩票發行機構自說自話。

　　彩民出于自身生活安寧甚至安全考慮，希望保守個人隱私；而公眾為了公共利益，為了增強彩票發行的透明和公平性，要求公布中獎彩民的個人信息，以加強監管和監督，這就存在利益的博弈。有人認為“購買彩票者既然明知買彩是投身于公益，他在買彩時就應該意識到，中大獎后他的個人信息就不再是隱私，理應對公眾公開。”我個人并不贊同這種說法。我認為這種博弈并非一定是要犧牲一方的利益來保障另一方的利益，完全可以考慮平衡兩者的利益沖突，找出一個平衡點。

　　對于彩票發行的公信力，我們最大的問題在于缺乏有效的監管，就是相對于彩票的發行機構來說，我們需要一個外部的監管機構。這個監管機構與彩票的發行機構不以同根、同源而生，不能是老子與兒子的關系，而是在組織、利益上完全獨立于彩票發行機構的中立監管組織，在發生對于彩票的質疑時，監管機構能獨立、公正進行調查。此外，還可以考慮成立民間的、半正式的對彩票進行監管的組織，這個組織對于彩票的發行等程序能經常性監管，出現質疑可以獨立調查，并了解中獎彩民的個人信息，但對于彩民的信息要保守秘密。如此，既能滿足公眾的監督要求，又能保守中獎彩民的個人隱私，達到利益的平衡。(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