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未來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回升，外貿的復蘇舉足輕重。而我們在重視出口的同時，不應忽略進口。

　　出口直接增加國民財富，而進口則帶來中長期利益。出口將本國產品買到境外，完成了所謂的“商品到貨幣的驚險一跳”，否則“摔壞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的所有者”。按照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恒等式，凈出口(出口總額減去同期進口總額，即順差)直接形成一國GDP。但是，作為宏觀經濟學家的凱恩斯沒有考察進出口商品的微觀結構。也就是說，如果一國出口、進口都是消費品，或都是投資品，“出口—進口”是有意義的，但是，如果像中國這樣出口以消費品為主，而進口以原材料、大宗商品為主，而不是消費品，“出口—進口”的科學性就值得商榷了。

　　凱恩斯的主要貢獻在于發現和治理有效需求不足，包括內需和外需，而忽略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保羅·克魯格曼才提出“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真正獲益的部分來自進口”的觀點。隨后，Grossman和Helpman作了大量實證研究，證明了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應，進口可以提高生產力，帶來更加長久的利益。

　　中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對外采購團已成常態。中國政府4萬億的投資計劃、十大行業振興規劃都沒有限制購買國外商品的條款。與之相反，中國正在加大對外采購規模，從2009年初至6月底，官方多次組織大型采購團赴歐洲、美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等，其中就包括了許多高新技術及其產品。可以說，我國官方組織對外采購，既增強了國外出口企業應對危機能力，又為我國進口了平時難以獲取的技術和產品，對我國后期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目前我國進口商品的構成，基本是“三分天下”：機電產品約占進口總值50%，高新技術產品約占30%，大宗商品稍大于20%。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進口的兩大動力：一是投資拉動大宗商品進口。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長期以來，中國對原油、鐵礦砂及精礦、鋼材等大宗商品的進口多年占據國際市場主導地位。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政府巨額的投資增強了這些需求。這也與我國“進口增幅與工業增加值高度相關”的事實相符。相比而言，國內消費與進口的相關性相對較弱。二是加工企業的出口引致型進口， “兩頭在外”的加工企業是我國外貿的主體。長期以來，機電產品占據我國進口總額的約48%、出口總額的約54%，高新技術產品占到我國進口的29%和出口總額的26%。也就是說，我國進口的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相當一部分是原材料、半成品，加工完之后再銷售到國外。

　　中國經濟二季度已經出現企穩回升的態勢，而全球經濟的復蘇要到今年四季度以后。經濟復蘇內強外弱的特征，使得中國進口有望早于出口震蕩回升。

　　以筆者之見，目前有三大因素正在推動我國進口走出低谷。

　　首先，國內投資拉動的進口將延續。上半年新開工項目相當一部分是政府主導的基礎建設，不僅總投資規模較大，而且持續的時間多在3年左右，這部分投資下半年不可能停止。此外，在積極財政政策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延續的情況下，不僅官方會推出新的投資項目，而且房地產等民間投資也有望逐步跟進。這一態勢下半年仍將持續。雖然今年以來我國基礎原材料儲備性需求增長較快，大宗商品的庫存一度增加，但隨著下半年國內制造業的復蘇，消耗國內庫存所需時間并不會很長。

　　其次，出口向好預期將拉動進口提前增加。我國進口的另一大主要動力是為了出口“加工貿易”。由于從進口原料、半成品到加工復出口有1至2個月的時間滯后，所以，當從事加工的廠商對未來出口看好的時候，會提前增加進口。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初期，中國進出口都掉頭向下，到了1998年下半年，東南亞國家企穩回升，當時中國的進口快于出口企穩回升，一致延續到1999年。

　　其三，大宗商品價格下半年穩中趨升。由于市場信心動搖，全球需求減弱，去年下半年，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沖高后大幅回調，直至年底。由于初級產品市場高度壟斷，同時各國政府向金融市場大量注資，從2009年初開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CRB一路上揚。雖然從7月開始有些回調，但是，市場資金的充裕性和這些商品的壟斷性未改，而且，目前的CRB指數還不到去年高點的三分之一，上漲空間依然存在。大宗商品價格穩中趨升，客觀上增加了我國進口金額，進口同比降幅將隨之收窄。　(劉能華 交通銀行發展研究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