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制造和出口大國向產業和資本強國邁進，是未來一段時期整體經濟結構升級的內在要求。為此，必須正視短期內難以克服的資源供應瓶頸，并找到可行的對策，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方式。否則，假如沒有足夠強的產業控制能力，即使制造能力再強，也很難躋身一流經濟強國之列。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日前在第二屆中國國際商務發展論壇上坦陳，中國企業在鐵礦石、石油、銅、糧食等國際大宗商品上的定價權，幾乎全面崩潰。特別是各自為戰的中國鋼鐵企業，雖然占據了全世界65%的鐵礦石進口量，但始終無法突破力拓等三大鐵礦石企業的定價壁壘。

　　其實，這話還算留有余地。眾所周知，在初級產品國際市場上，中國從未握有主導權。以石油定價機制來說，這些年來中國企業基本上是看客。目前國際石油的定價載體是三大期貨市場和五大現貨市場。國際市場石油交易大多以各主要地區的基準油為定價參考，以基準油在交貨或提單日前后某一段時間內現貨市場或期貨市場價格加上升貼水作為原油貿易的最終結算價格。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紐約商業交易所的西德克薩斯原油價格和倫敦商品交易所的北海布倫特原油價格，兩者被視為全球石油市場兩個最重要的定價基準。過去，油價走勢主要取決于基本供求關系的變化，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石油定價權主要掌握在歐佩克手中，自從紐約、倫敦兩大期貨交易所成立之后，期貨市場價格在國際石油定價中逐漸扮演主要角色，油價定價權漸轉移到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一些金融機構和英美石油公司掌控了國際油價的定價權。特別是影響力極大的投資銀行，通過期貨這一合法但監管漏洞很大的金融工具，利用他們對相關信息的壟斷與話語權的操縱，誘使石油價格按照它們預期的目標變動。而在上述定價機制形成過程中，中國企業基本被排除在外。

　　至于在鐵礦石市場定價權方面一直處于被動接受地位的中國鋼鐵企業，盡管一再聲言要博得定價權，但始終難以撼動三大鐵礦石的蠻橫地位。其中原因，除了既有鐵礦石貿易秩序的慣性作用之外，也與中國企業對國際商業規則知之不深、部分企業內耗嚴重密切相關。并非鐵板一塊的中國企業在鐵礦石價格談判中極易出現為了一己私利而損害整個行業的現象。以至于上游企業稍微施展談判之外的手腕，就能輕易拿到極為重要的商業信息，進而使中國鋼鐵企業全行業利益受損。

　　中國企業在石油和鐵礦石等大宗初級商品定價權上的缺失，在折射出中國依然處于不平等國際分工地位的同時，也對中國產業控制力亮起了紅燈。

　　近年來，隨著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份額的持續增加，不少西方人把“世界工廠”的高帽戴在了中國的頭上。但是在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越來越集中到對產業控制權的爭奪的今天，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更多反映的只是全球的產業轉移，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實際獲益并不大。況且隨著成本的顯著上升，中國原來非常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正漸漸失去優勢。如果相關產業不能及時升級，不僅難以保全在既有價值鏈上的利益，還有可能被越南、菲律賓等價值洼地國家拿走一部分訂單。因此，面對發達國家的擠壓與后起新興經濟體的競爭，中國亟須提高產業控制力。因為假如沒有足夠強的產業控制能力，即使制造能力再強，也很難躋身一流經濟強國之列。

　　當然，中國從制造和出口大國向產業和資本強國邁進，是未來一段時期整體經濟結構升級的內在要求。但是中國必須正視短期內難以克服的資源供應瓶頸，并找到可行的對策，否則目前高速行駛的經濟列車有可能因為上述原因而脫節直至出軌。中國目前的經濟規模占世界經濟總量的8%左右，即便如此，中國已是諸多初級產品的最大消費國，對外資源依賴程度顯著上升。假如若干年后中國的經濟規模比肩美國，對世界資源的依賴程度將更加嚴重。屆時中國未必具備美國那樣的全球資源配置能力，一旦被資源供應國掐住脖子，經濟發展恐難持續。

　　盡人皆知，以投資和出口為導向是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也是中國經濟能夠在規模上快速趕超發達經濟體的兩大依靠，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遂使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尤其是重化工業的高速發展吞噬著大部分的能源和基礎性資源。這些高能耗產業的增長拉動了GDP的增長，但對于主要能源人均擁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國來說，不啻于飲鴆止渴。前一階段，美國緊抓人民幣匯率問題不放，就是看到中國出口企業在全球產業鏈的代工格局下高度依賴匯率穩定的弱點，來敲打中國經濟的敏感神經；而上游企業和國際投資銀行近年來也是吃定了中國經濟發展對大宗初級商品的高度依賴，進而通過控制資源性產品價格來遏制中國經濟競爭力。

　　中國企業要想從老辣且極易結成價格同盟的上游供應商以及國際投行那兒博得定價主導權，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但這別無選擇，在“資源為王”時代，中國既要運用國際通行規則與上游企業展開高水準博弈，也要打進被國際大投行控制的期貨市場體系；更要在提高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同時，盡快改變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經濟發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方式。 (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經濟學博士 章玉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