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從西南大旱到南方水災，幾千萬人受影響，但在這場災難中，“天”到底該承擔多少責任，“人”又應該承擔多少責任呢？

　　天不下雨必然干旱嗎？暴雨又必然成災嗎？記得90年代，我在美國學習時曾去過內華達州。那里幾乎一年難得有一場雨，但并沒有旱災出現，而且它還是美國的高質量土豆生產基地。導游介紹，這里的農民還怕下雨，因為當地農作物，灌溉都有固定的時間和水量，下雨反而打亂了他們科學種田的計劃。政府在這里修建了完整的灌溉體系，利用雪山上的雪水進行澆灌，即使連續多少年不下雨，也不會出現旱災。灌溉體系的建成，使人們擺脫了靠天吃飯的姿態。

　　西南地區有那么多大江大河，水資源并不缺乏。旱災的原因并不是天不下雨，而是水利工程建設的缺乏。這里有兩個例證：一是同樣不下雨，但西南各大城市里并不缺水，甚至還存在用水頗多的洗車業，受干旱之苦的是邊遠地區和農村。同在一個藍天下，同樣天不下雨，旱與不旱完全不一樣，這不就在于城市有完善的供水體系，而農村缺乏基本的水利建設嗎？二是受旱地區采取了打水井等應急措施，不也是立竿見影了嗎？如果早這樣做，還有如此大旱嗎？

　　應該說，改革30年來，GDP的增長的確迅速，許多城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包括西南的許多城市。但我們也有許多失誤，其中之一就是農村水利建設投資嚴重不足，水利設施失修隨處可見。如果降雨量充分，水利失修的后果還看不清楚，但一旦老天爺不幫忙，死也不肯下雨或暴雨連連，其后果就突出了，這次西南大旱和隨后的水災，正是大自然對水利設施失修的報復。

　　一談到水利設施失修，政府官員肯定會訴苦，缺錢是最大的說辭。這三十年間，GDP平均年增長在10%左右，財政收入增加是GDP的三倍，只要看看各地蓋起的高樓大廈，處處可見的形象工程，街上奔跑的各色高檔公務用車，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中國官員考察團，就可以知道，政府并不缺錢。看來不是錢多少的問題，而是如何用錢的問題。

　　我們先不用說每年有幾千億的錢用于公務消費支出了，我不愿意說它不是因為它支出合理，而是多少年了，公務消費支出不見逆減，只見遞增，這是一個制度性頑疾，說了也解決不了，不如不說還不心煩。就是用于建設的錢，我認為也有兩個重大偏差。

　　一是一切投資以增加GDP為目的。投資于工業和制造業，增加GDP最見效，尤其是在短期內。投資于農業對增加GDP效果并不顯著，而投資于水利設施增加GDP的效用短期內根本看不出來。官員的任期都是有限的，在這么短的任期內要讓GDP增長多少，當然投資手工業和制造業最見效。為什么要投資于水利建設這樣自己栽樹，別人乘涼的長期項目？“唯GDP論”真是害死人。但現在，只有GDP是衡量官員業績的唯一指標，是官員提升的基本依據，不管如何批判，“唯GDP論”也是聞著臭而吃著香，總要成為官員的行為指南。

　　二是投資的重點放在城市，而農村則成為被投資遺忘的角落。城市投資改善了條件，能吸引更多的外資與內資來投資，又樹立了官員自己的形象。有誰去偏僻的農村投資，沒人看得見，豈不是“浪費”投資？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農村經濟投資長期不足，更不用說水利建設這種要長期才能見效的投資。不僅沒有新投資，連維持性投資也沒有了。已有的水庫，水利設施損壞嚴重，等到天災時當然沒法發揮作用了。

　　為什么這種投資失誤長期得不到糾正？這就在于我們的投資或者說資金的使用方法是個別一把手拍腦袋決定的。政府支出不受民選代表的約束，不少地方甚至把財政支出項目作為機密來保護。代表和人民不知道財政的錢是如何用的，怎么能談到監督！連事后的監督都做不到，何談事前的決策。當人民的錢如何使用，人民做不了主時，人民的錢就難以用在人民身上。美國已故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把“為別人花別人的錢”作為效率最低的花錢方式。他把政府花稅收的錢作為這種花錢方式的典型，其間原因就是人民的錢由政府做主。但這種花錢方式在現代社會是不可避免的。要使政府的錢花的有效率，就要有人民參與花錢的決策，而且由人民實行監督。

　　我們曾經有過不好的習慣，自己犯了錯誤讓老天爺頂罪，最明顯的莫過于把1959〜1961年的災難歸咎于天災，而不檢討自己的錯誤。如果我們從這次災難中找到了人禍的原因，還會有以后“文革”浩劫嗎？

　　所以，我們找出西南大旱和隨后水災的人禍也是為了糾正錯誤，從小處說是在災后要把水利建設欠的債補上，以后不要再發生類似事件，從大處說是為了落實科學發展觀，把國家建設得更好。讓老天爺做替罪羊，老天爺不會喊冤，但掩蓋了人的錯誤卻會使錯誤一錯再錯。 (清華大學EMBA教授 梁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