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希臘主權債務危機風波之后，高盛金融“欺詐門”又一次給脆弱的國際金融市場添加了幾分寒意。

　　很多市場投資者和一般大眾對此事產生不少疑惑：比如，希臘危機、迪拜危機以及英國主權債務風波都是無法躲過去的違約事件，而高盛“欺詐門”則是美國監管部門自找的，在美國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開始回歸風平浪靜和回暖之際，有必要再去翻老賬折騰，讓市場再起波瀾嗎？甚至有人還認為，中國目前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也是有點“過分”的政策舉措。

　　但是，我認為，美國監管部門在高盛“欺詐門”上做對了，因為市場的玩家就是認為只要風險的牽涉面足夠廣，政府一定會履行“大到不能倒”的規律來挽救經濟，否則，政府一定會陷入更尷尬的局面。而如果投機者這種道德風險的行為事后被寬容下去，那么，今后金融市場靠“特殊的智慧”甚至是“內幕信息”，就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財富掠奪，最終大眾也會對這種所謂的“精英市場”深惡痛絕，對欺詐行為治理不力的政府部門失去信賴。

　　高盛最終是否會被美國司法部門認定為不光彩的欺詐者，目前還很難判斷。但是，在次貸危機中所上演的一出出通過現代金融工學工具所開發出來的、看似可以“科學”地轉嫁風險的方法來掠奪社會財富的鬧劇，今天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了。盡管事前很難發現這種“陰謀詭計”，甚至很多這樣掠奪財富的表外業務，都在當時監管漏洞的情況下“合法”地得逞了。比如，在房地產市場繁榮時，貸款人的信用條件被高估，資產的信用評級也隨之被美化。于是，不知情的投資者，為了尋求低風險的投資產品，輕易地選擇了信用級別高的產品，最終遭遇到了危機所帶來的最慘重損失。而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卻覺得自己的一切行為，在當時的環境下沒有任何違規，現在政府秋后算賬，自己感到十分委屈。

　　那么，究竟是誰的罪？是不知情的投資者貪婪成性？還是華爾街的精英們？盡管我不懂法律的制裁方式，但是，當市場出現了收益和風險極度不匹配的財富分配狀況時——即出現了高收益反而可以做到低風險或零風險，而低收益卻要承擔高風險時，即使投資和服務雙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即使當時的法律存在漏洞，事后也應該重點懲罰那些明知故犯的精英階層。否則，不分青紅皂白地各大五十大板，這種扭曲的社會治理結構，會帶來更加嚴重的弱肉強食社會風氣和動搖社會穩定的貪婪謀財行為。

　　另外，今天高盛問題的嚴重性，可能在于已經看到了市場系統性風險在積聚，而還在不斷設計做多環境下的金融衍生產品，甚至為了展示自己的公正性，用第三方的判斷來包裝自己為做空投資者牟利而設計產品的欺詐行為。一旦證據確鑿，高盛的信譽危機會將波及其他開展同類產品的金融機構，勢必會影響到大眾對美國銀行業未來業績的擔憂，發展下去就是國際金融市場再震蕩。目前國際金融市場所出現的資本逃向美國國債市場，由此引發的全球股市大跌、美元升值、油價受挫的格局，就是危機再現的一個典型特征。高盛如果想保全自己，延續危機后相對穩定的業務發展狀況，就應該充分地披露自己的信息，證明自己的清白。如果僅僅拘泥于當初法律環境下自己的“公正性”和現在滿肚的委屈，那么，即使監管部門找不到有力的證據來制裁高盛，社會也會對高盛精英層這種傲慢、狡詐的表現而失去信賴，甚至會惹來仇視心理。

　　今天，我們在反省如何防范類似的危機重現時，千萬要注意不能走極端。一方面是因為金融體系給實體經濟造成了麻煩，所以應該對金融創新活動現在要大加限制，結果經濟復蘇的活力被扼殺了；另一方面，因為國際資本移動給美國社會帶來的流動性，所以，自由貿易下所形成的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客觀結果，也被看成是造成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從而大搞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事實上，我覺得今天美國政府的出發點是對的，它找準了這場危機形成的根本原因——一場人為造成的道德風險鬧劇。如果要提高全球化環境下應對發達國家所產生的金融危機的能力，就應該強化全球統一的治理機制和監管模式，以防止少數精英憑借自己擅長的金融工學智慧，吞噬全球化所帶來的財富積累。

　　總之，全球化和金融創新活動不是危機的根源，而利用全球化和金融創新的舞臺，去演道德風險鬧劇的少數精英才是造成今天世界經濟動蕩的罪魁禍首。(孫立堅 復旦大學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