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動民間投資，關鍵是要將后續政策落實到實處。我們不僅要抓緊制定鼓勵民間投資進入壟斷行業的具體、詳盡、可操作的實施細則，還應采取切實措施支持有條件的民企參與國企特別是央企的重組。

　　在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企穩回升的關鍵時刻，民間投資的作用再次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確實，啟動民間投資，已經成為實現我國經濟全面復蘇和推進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的關鍵點。

　　啟動民間投資的意義主要有四：

　　一是增強經濟增長內在動力，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需要。投資是拉動我國經濟復蘇的主引擎，是去年超額完成“保八”增長目標的“功臣”。但4萬億投資計劃的逐步實施，已最大限度釋放了中央政府的投資能力和地方政府的投資資金配套能力。作為投資資金重要來源的銀行貸款，今年的增速也將明顯放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民間投資不能及時、大規模跟進，經濟增長將缺乏后續投資動力和內在動力的支持，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就難以保證。因此，啟動民間投資，已成為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當務之急。

　　二是弱化“國進民退”現象，構建堅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微觀基礎的需要。盡管對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措施是否導致“國進民退”現在仍存爭論，但一些領域內的“國進民退”卻是不爭的事實。

　　“國進民退”是行政力量一類非市場力量配置資源的結果，它強化了國有企業的壟斷，擠壓了民營經濟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損害了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原則，有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與完善。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與市場經濟體制有著天然、本質的內在聯系。擴大民間投資的范圍和規模，有利于提高民營經濟的市場份額和市場競爭能力，夯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微觀基礎。

　　三是“調結構”的需要。導致我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行業壟斷無論如何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民營資本可以自由進入的行業，基本上存在產能過剩或投資收益不佳。而投資回報可觀的行業，大多由國企高度壟斷，存在各種各樣的顯性或隱性市場壁壘，限制民營資本進入。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優化與合理化，要以資本的自由流動作為制度保證。國企在一些行業牢牢占據壟斷地位，阻礙了這些行業的規模擴張和結構優化，導致這些行業缺乏競爭，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效率低下，其結果不僅導致經濟運行中結構性矛盾的加劇，也降低了國民的福利水平。很顯然，行業壟斷已經成為“調結構”的制度障礙。消除行業壟斷，讓民間資本自由進入壟斷行業，是“調結構”的題中應有之義。

　　四是擴大對內開放，提升我國經濟總體開放水平的需要。在加入WTO后，我國履行了對外開放的所有承諾，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大大增強。相形之下，一些壟斷行業和社會事業的對內開放卻遠遠不夠，民營資本進入這些行業和領域還受到各種或明或暗的限制，無法享受到和國有資本相同的“國民待遇”。因此，給民營資本以平等的投資權，必然會大大促進壟斷行業的對內開放。

　　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諸多政策措施，但啟動民間投資除了良好的政策措施還需要采取實實在在的行動，要把政策措施落到實處。

　　早在2005年國務院就出臺了“非公經濟36條”，要求拓寬民間投資領域，但這一政策的實施效果并不理想，阻礙民間投資的“玻璃門”至今沒有被打破。為此，政府應抓緊制定具體詳盡的、有可操作性的鼓勵民間投資進入壟斷行業的實施細則，并建立由相關政府部門組成的專門機構履行落實和監督之責，為擴大民間投資范圍提供必需的規則保障和制度環境。建議全國人大盡快制定“民間投資促進法”。

　　與此同時，還應采取切實措施支持有條件的民企參與國企特別是央企的重組，推動央企退出競爭性行業。國資委把規模較小的央企合并成規模較大的央企以減少央企數量的做法，只能強化央企在一些競爭性行業的主導和強勢地位，要積極鼓勵民企通過參股、控股、資產收購等方式對規模較小的央企實行重組。由于民企在資金實力、融資條件等方面較之國企差得多，因而必須消除“融資所有制歧視”，改善民企的融資環境，提高民企的投資能力。這也是啟動民間投資的一個重要方面。(苑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