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幣是否被低估了這個問題尚未討論清楚之前，就來談現在升值還是將來升值，小幅漸進升值還是一次性大幅升值，不在壓力下升值，要由中國主導升值等問題，恐怕都欠妥當。而從經濟學理論上看，因為前提被忽略，人民幣被低估的結論，有太多的偏頗和誤判。無論如何，應先理順內部的價格體制，然后再來確定匯率的價格。

　　美國施壓人民幣的理由是，人民幣低估并帶來一系列全球貿易的扭曲。而中方則有部分觀點認為，中國應升值，但是不能在壓力下升值。也有觀點認為，人民幣從長期來看有升值趨勢。但是筆者認為，在人民幣是否被低估了這個問題尚未討論清楚之前，就來談現在升值還是將來升值，小幅漸進升值還是一次性大幅升值，不在壓力下升值，要由中國主導升值等問題，恐怕都欠妥當。而對人民幣幣值，國內外有很多的計算和分析判斷，我想對部分結論提一些問題，供大家參考。

　　首先，所謂“順差大，則匯率低估”。這是國際貿易中的一個理論性結論。在美國有關人民幣匯率的聽證會上，四位經濟學家中有三位沒有提出具體人民幣低估的計算，但他們也認為人民幣低估了，不排除美國貿易逆差是他們判斷的重要根據。像數學定理一樣，經濟學的結論，也都有前提假設。“順差大與人民幣匯率”的結論與“順差大與一般匯率”結論是不同的。最值得提出的問題是，第一，中國的順差是全球化大趨勢下，制造業全球性大轉移下形成的，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堪稱“規模之最”的轉移；第二，中國這樣一個具有超大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國家，具有幾乎吸納半個世界的正在全球轉移的制造業的能力，而中國仍然是低端產品出口占主導地位。第三，恰在此時，美元本位必然導致的虛擬經濟膨脹，使得超前消費的失衡的發展方式也達到“極端過度”的程度，制造了吸納全球出口擴張的巨大的消費市場。在這個“史無前例”大背景和大環境下，簡單套用在完全不同的假設與完全不同的形成機制下的“順差大則匯率低估”的結論，不是很偏頗么？

　　其次，所謂“勞動生產率提高，匯率應升值”。這也是經濟學的結論，但前提是，勞動生產率提升，如果所有的成本，包括勞動力成本，要素成本，資源成本，環境成本，社會成本等等，都隨著得相應調整。

　　在中國，勞動力成本近期才開始有所上升。也就是勞動力比較優勢近期才有了結構性的變化。而且，由于中國的要素價格機制，資源價格機制，還有企業的其他社會成本，一直存在扭曲。應該承認，這些扭曲的機制對出口產品的價格有影響。如果把匯率看成出口產品定價標準，按照一般定價的原則，應先算成本，再定價格。所以，沒有理順國內的成本，就提升匯率，匯率作為價格可能是一個新的扭曲。理順要素價格體制以后，人民幣匯率被高估都有可能。現在美國，歐洲許多商品比國內的同類商品便宜，已是很多人的經歷。

　　所以，無論如何，只有先理順內部的價格體制，再確定匯率的價格，否則，內部改革的空間就沒有了。這對中國的工人和企業都不公平，也不符合定價的基本原則。

　　有人提出用升值來逼中國企業調整結構。筆者認為，用理順價格機制的改革來逼企業調整，可能更合理。

　　第三，所謂“模型計算結果證明，人民幣低估”。模型和量化結果，在很長時間以來已成評估經濟學學術論文的第一重要標準。但是作為升值政策的決策“依據”，作為把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的“依據”，就很難說有多少道理了。

　　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彼德森咨詢公司的Freg先生是唯一做了計算的經濟學家。他的結論是人民幣被低估40%。另一篇由兩位美國教授與一位日本研究員合作的論文的結論是，用2006年的數據得到的人民幣匯率低估的結論是統計不顯著；用2008年的數據計算人民幣匯率低估10%；但沒有任何結論說明人民幣匯率與美國逆差有任何關系。如果加入“序列相關”，計量結果顯示統計不顯著。統計不顯著，就是沒有通過統計檢驗的標準。

　　筆者在此不想做“對”與“錯”的評判，其實也沒有對錯的問題。關鍵是，不同模型有不同的假設，有不同的數據處理方式，得出不同的計算結果。所以不論是什么“大家”，“大師”，“大學者”，還是全球權威機構的模型結果，只能作為政策決策的參考而不應成為決策依據。彼德森咨詢機構的40%的結果，當然也不能成為把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的依據。

　　實際上，有研究人員整理了討論均衡匯率計算的論文，發現有上千篇論文在討論這個問題，結論是沒有合適的方式準確計算均衡匯率。

　　第四，研究方式也會產生誤導。比如，最近克魯格曼教授的計算，假設人民幣低估后，中國在資源利用，通脹，經常項目所遭遇的很多問題，并對國際社會造成負面影響。不錯，中國存在要素價格不合理問題，有必要加大改革力度，但卻不是因為人民幣匯率低估造成的，這個因果關系不成立。如果理順這些機制，人民幣匯率未必是低估。

　　另外，什么樣的匯率機制最優，也是沒有定論的。沒有任何理論證明自由浮動的匯率是最好的。好多年來，香港總是被列為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而香港到現在還是貨幣局制度。能說香港是匯率操縱媽？匯率制度一定要根據經濟發展的情況相匹配。泰國當年的危機，就是因為國內經濟和金融體制并沒有與“金融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相匹配。

　　也有觀點在討論所謂同時在美國升值壓力下升值的“日本模式”和“德國模式”。筆者要說，現在不是討論應按照哪種模式升值的時候。不論是失敗的日本模式還是成功的德國模式，都不是中國現在的選擇。因為日、德當年都已位居“發達國家”之列，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中國今天人均約3000美元，7.2億的農民人均收入剛剛超過5000人民幣。我們要有自知之明，需要給7.2億農民的發展留下空間。我們自己不能繼續城鄉“剪刀差”的發展思路。

　　至于人民幣長期應升值的討論，也是有很強的假設條件的，即中國經濟能在現有條件下持續增長。但是包括能源，低碳，環境等在內的環境約束，已有了很大不同，因此，在一切條件不變假設下的計算結果，也就無法成為一種必然的結論了。(作者系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