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被認為是造就“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重要源泉。然而當前沿海地區大規模的用工缺口和不斷蔓延的“缺工潮”，使得中國傳統的國家盈利模式受到嚴重沖擊，缺工不僅僅是區域性的，我國勞動力供給已發生由“無限供給”變“有限剩余”的重大轉折，這意味著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將會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的常態，中國的內生增長動力和比較優勢將發生深刻改變，我們應該理性看待“用工荒”，要選擇“人口紅利”轉型作為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突破口，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性轉變。

　　據世行估計，“人口紅利”的結構性優勢對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貢獻度達到了30%以上。然而“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因素。隨著人口結構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的增長因素最終要消失殆盡，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而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較高的資本積累現狀將不復存在。

　　根據中國社科院的統計，2009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72.35%的峰值，之后直接的“人口紅利”總量將步入下降通道，預計2030年或將下降到67.32%。僅以第一人口和勞動力輸出大省河南為例，從近幾年的數據來看，勞動力供應總量增速就已明顯降低。2007年河南新增勞動力200多萬，2008年為180萬，2009年不到110萬。專家預計到2013-2014年，河南省勞動力供應總量將達到峰值。

　　傳統意義上的數量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預示著，僅僅依靠增加生產要素投入的方式將不能維系經濟的持續增長。與人口紅利相對應的是“劉易斯拐點”理論，即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會逐漸減少，直到最后再也沒有富余勞動力，而這個時候，勞動力工資便將出現由水平運動到陡峭上升的轉變。因此，在“劉易斯拐點”后勞動力供給不再無限的情況下,中國必須謀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本強國,積極提高人口素質,促進勞動中國與人力資源相關的一切領域，都會發生重大調整，特別是在勞動分工、產業結構、就業結構，以及儲蓄、消費、投資、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領域都需要做出深刻變革。

　　一般而言，“人口紅利”向“經濟增長紅利”轉化通過四種機制：首先，勞動力數量增長讓社會總產出更低廉、更豐富；其次，勞動力的流動和資源配置推動勞動生產率提高；再次，有關改善勞動力的一系列投資，包括讓勞動者再教育、人力資本培訓，從而刺激投資和消費的需求；最后，勞動力和資本組合的優化，讓勞動力升級可持續。

　　然而，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只通過前兩種機制發生作用。長期以來，我國由于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和廉價的勞動力，企業得以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農村地區大量剩余勞動力走向發達地區，“農民工”占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建筑行業占80%。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已使我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與此同時，中國也形成了過分依賴增加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可見，“人口紅利”在中國還只是停留在數量型發展階段。真正的質量型“人口紅利”的實質是由于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源開發以及勞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使經濟發展的成果通過促進人力資本形成轉化經濟可持續的增長。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發展轉型的倒逼機制。為此，在總體布局上，必須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把人力資源建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惡性循環”。毫無疑問,“二次人口紅利”再造，將會通過加速人力資本形成、產業結構升級、技術進步以及社會建設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推動中國發展方式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發展階段由“生存型階段”跨入“發展型階段”的轉變。(張茉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