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兩會”召開在即，多個省市傳出“漲工資”的風聲，江蘇省在全國率先確定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經濟參考報》記者從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獲悉，從2010年2月1日起省內各類地區的最低工資漲幅超過12%。此外，北京市、重慶市、東莞市等也紛紛表示初步具備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條件。(《經濟參考報》1月26日)

　　專家認為，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意義在于調整產業結構，企業的人力資本增加了，生產成本就會增加，這就逼迫企業向更有技術含量的領域轉型。上調還可以讓勞動者得到實惠，可以增加國內消費能力，促進中國經濟向內需增長型轉變。

　　這樣的觀點，我覺得實在太“理論”化了。因為有關部門上調的最低工資標準只不過是一個“指導線”，而發工資的主動權，依然還是在企業老板手里，企業不聽有關部門的“指導”，有關部門一般也不會干預。換言之，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并不等于打工者可以真正拿到最低工資，專家所謂的“利好”，很多時候只能是算出來的“畫餅”而已。

　　2006年，某省總工會對全省各類企業執行最低工資標準情況進行了專項調查，經過對1021家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42%的企業未執行最低工資標準，而且很少有用人單位因不執行最低工資標準而被處罰的。

　　社會調查結論如此，那么問問那些生產一線的打工者，國家提高最社會調查結論如此，那么問問那些生產一線的打工者，國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對他們意味著什么？恐怕相當多的人會很茫然。因為最低工資標準的調高，充其量只是在應聘談條件時作為底線來參考——— 現在全市最低工資標準是xxx元，我的工資總不能比這還低吧，僅僅如此而已。但事實上，以打工者普遍的弱勢來說，怕是會有相當一部分連這個底線也不敢爭取。

　　即使最低工資標準如此“軟弱”，如果遇上金融危機這樣的關口，標準還會再打折扣——— 因為“企業經營困難”，該提高標準時政府不敢提了，該較真“指導”的也不敢較真了。如此式微的最低工資標準，勞動者又怎么能對其“有感覺”呢？

　　前幾年，“工資立法”問題曾一度被提及，熱議者希望通過強制立法介入市場分配體系。在具體的做法上擬出兩個初步成型的手段：一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通過行業協商提高職工待遇；二是在企業內部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制度，提高職工的工資水平。

　　我們承認，以上述兩個手段實現工資立法，當前的社會條件并不太具備。但是就其導向意義來說，卻遠勝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這樣的舉措。因為立法要解決的，一是改變工資只由老板決定的傳統，加大勞動者的協商話語權；二是改變“企業效益增長，員工工資不增長”的不合理狀況。第一個改變，需要建立一個維護自身權益的勞動者組織作為制衡力量來完成；第二個改變，需要通過加強對企業的監督、控制來實現。如果說目前各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因為我國經濟實現了V型復蘇，時機來臨，那為什么不充分利用同樣的時機，認認真真推進上述“兩個改變”的進程，讓《工資法》盡早出臺呢？（馬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