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庫存處于歷史最高點，一邊漲聲一片，這就是目前國內鋼材市場的現狀。

　　這種現象，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是難以找到答案的。因為，按照價值規律，供大于求，價格應該下降；供不應求，價格才能上漲。但是，目前鋼材市場的價格卻完全相反，這不能不令人深思。

　　更重要的，鋼材價格的上漲，不僅與市場規律相背，而且是在一年一度的鐵礦石價格談判即將開始之時，就顯得更加撲朔迷離了。

　　眾所周知，我國自2004年進入鐵礦石談判以來，就沒有在這項談判中占到過上風、賺到過便宜，最好的結果就是損失少一些。

　　即便2009年的談判與以往相比，態度強硬了一些，但結果也并不令人滿意。

　　對在鐵礦石談判中屢屢受挫，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企業沒有話語權。于是，面對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受到巨大損害也就變得十分坦然，很少有人去過問中國企業為什么會沒有話語權。

　　作為世界上鐵礦石進口的第一大國，按理，我國企業應當擁有相當的話語權。即使不能左右鐵礦石價格，也應當具有足夠的影響力。然而，在鐵礦石談判中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告訴我們，中國企業在此項談判中毫無話語權可言，甚至連基本的發言權也沒有。

　　鐵礦石供應商們，根本不把中國企業放在眼里。

　　我們原本以為，造成中國企業在鐵礦石談判中屢屢被動的主要原因是一盤散沙、沒有形成合力，現在看來，這并不是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中國企業自己放棄了話語權，或者說，個別企業為了自己的利益，出賣了中國企業的話語權。如果參與談判的中國企業總是那么恰到好處地“配合”國外鐵礦石供應商及其幕后操縱者，在談判前夕提高國內鋼材的價格，中國在鐵礦石談判中又如何能夠獲得話語權呢？既然參與談判的企業已經受制于外國企業、外國供應商，為何還要讓其作為中國鐵礦石談判的代表參與談判呢？這豈不是故意放棄話語權嗎？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寶鋼建設初期，就有人擔心，寶鋼在鐵礦石采購上的運作模式總有一天會付出沉重的代價。現在看來，這種擔心不無道理。因為，后來許多企業也都采用了寶鋼的運作模式，結果，讓中國及其企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也許，寶鋼當初采取這樣的方式也無可指責。因為，改革開放初期，從技術、人才、資金、設備等各個方面來看，都需要依靠和借用外國企業的力量。但是，依靠不代表投靠，借用不代表賣身，利用國外的技術、資金、資源等，決不能以損害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為代價，必須在以后的發展中消化、吸收、創新、發展。要在外國企業提供的技術、設備基礎上，有所突破，有所創新。

　　遺憾的是，我們過于依賴于外國企業、外國人了，以至于最終成為外國企業的附屬物，完全受制于外國企業，最終不得不做出唯外國企業是首的事，在鐵礦石談判中“配合”外國企業的行動。

　　我們承認，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也得到了較快的提升，但是，要想在國際競爭中具有更多的話語權，還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因為，發達國家是不會輕易放棄已經獲得的話語權的。前提是，中國政府及其企業必須有爭取話語權的信心和決心，有爭取話語權的大局觀念和全局意識，要在參與國際競爭中，首先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切不可為了企業利益、局部利益，甚至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與人民利益。

　　所以，因為沒有話語權，鐵礦石談判屢屢失敗，根子不在話語權本身，而在話語權問題上我們放棄了自己應得的那份權利。要想在今后的談判中有足夠的話語權，首先必須理順關系，明確參與談判企業的責任。切不可讓參與談判的企業“胳膊肘兒向外彎”。(譚浩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