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為了應對危機可能產生的經濟驟冷情況，我國政府采取了大量有力的刺激措施，從短期效果來說可謂成效顯著。但是從政策的有效期來看，當前的刺激政策大都是暫時性的。

　　在經濟突然變冷的時候，政府所采取的逆增長的操作肯定是對的，但是如果說方向已經開始轉變了，那政府就不應該再進行過度的干預。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預也不應該深入到結構，這些是市場的事，政府實際上掌握總量就可以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現在的結構性措施還是比較多，有形之手干預了很多的具體結構上的事情，特別是有的地方政府搞了一輪“國進民退”，這是個很大的問題。這雖然說不是中央政府的意愿，但地方政府的這種普遍行為對民營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一些負面的影響。在政策刺激內需的過程中，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需要有機結合。

　　從刺激內需的總體效果上看，今年的投資大幅增長，但是消費增長有限，目前消費增長達到15%左右，與以往相比也只是增加了3個百分點，隨后可能是消費率下降。新一輪投資的開展意味著未來將產生新一輪的產能過剩。

　　當前，我們一方面在壓過剩產能，也就是壓供給，另一方面是刺激消費，就是把需求這一頭拉上來。在目前供給和需求失衡的情況下，我們希望通過壓產能讓供給增長慢一點，刺激消費讓需求增長快一點，經濟失衡的狀況一定程度能夠糾正過來。但是我國產能過剩的矛盾根源在于分配不均。2005年，國內11個行業產能過剩，現在已經增加到了17個，而且還會有更多的過剩行業出現。對于過剩的產能，怎么壓也壓不住，因為在分配當中儲蓄大、消費少，這自然就放大投資和政策的能力，所以如果要繞過分配環節去解決過剩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要切實擴大內需，從根本上需要解決老百姓有錢不敢花和無錢可花的問題。要實現內需增長由政策刺激轉向自主性增長，政府的長期措施就應著眼于解決分配矛盾。

　　解決分配矛盾有兩條渠道可行：

　　一是通過收入分配調整，比如說向富人多征稅，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等，以此來解決收入差距問題。但是如果現在調整分配關系，會讓那些本來就擔心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投資者干脆不投資就跑了。此外，現在很多集團之間利益錯綜復雜，要想把這些利益關系理順并不容易，所以當下走通過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的道路很難，不能很快見效，未來需要進一步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初次分配中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既保證生產所需的投資增長，也顧及生產者的積極性。

　　二是通過城市化來解決城鄉收入差距，這才符合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這也是解決分配矛盾的主要途徑。在推進城市化方面，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中國現在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矛盾、困難、問題數不清，但是全部的事情都有一個輕重緩急，現在內需增長缺乏持久動力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化建設滯后。

　　一方面，中國的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而這個差距主要體現為城鄉收入差距，差距相差最大的時候達到70%，現在城市人均收入是農村人均收入的3.3倍。在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大概是1:1.7，我們是1:3.3，這個差距比別國大得多。中國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居民之間，包括城里的居民和居民之間以及農村的居民和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就是城鄉之間的差距。這兩方面的差距共同構成了目前收入差距的現狀。在兩方面差距中，城鄉是大頭，占到整個差距的60%，從這一點上來說，要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需要從解決城鄉差距入手。

　　另一方面，我們現在面對產能過剩的難題，但這個過剩是相對的。比如人們常說的鋼鐵過剩，我們現在人均才500公斤鋼鐵，而完成工業化需要人均一噸鋼鐵。之所以我們到了500公斤就過剩了，主要原因還在于工業化太超前，而城市化太滯后，存在著大量的低收入人口。

　　中國現在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經達到了3000美元，經濟總產出去年人均是3300美元，這也是一個工業化程度的標志了。但是工業化生產的東西主要是給城市人用的，農村的自然經濟其不要工業化也一樣生活得很好。工業化所生產的東西都是提供給城市人消費，城市化的滯后嚴重抑制了消費的級別。

　　目前在我國有九億多農民，九億農民去年家庭人均純收入是最高691美元，還不到700美元，這樣的生產能力怎么能保障每個人都達到3300美元的生活水平呢？農村總體人口的消費水平不到700美元，這樣就形成一個非常巨大的供給過剩。

　　雖然現在城市里有一億多農民工，但是他們的消費和生活方式都不是城市化的，他們是在城市過著非常簡單的生活，然后把打工掙來的錢寄回農村。這一群體也沒法真正融入到城市消費中來。所以說現在最迫切需要推進的工作就是要推進城市化。□(王建 作者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