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人們以為三年前歐盟以保護部分成員國鞋類生產企業為由，分別對中國和越南鞋類產品加征16.5%和10%的反傾銷關稅即將壽終正寢之時，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壓力下，歐盟委員會宣布，自2010年1月起，上述措施或將再延長15個月。理由是，希望給相關成員國制鞋企業多留出一點產業升級的時間。

　　不能不說，這個解釋是缺乏說服力的：這些歐洲鞋類企業在過去三年里都無法順利實現轉型，難道再多15個月就能扭轉乾坤？

　　事實很清楚地擺在那里：中國和越南出口讓出的真空地帶迅速被印尼、泰國等國填補上，歐洲鞋業并未奪回市場。除非歐盟愿意與整個世界為敵，否則單單對中國和越南設障絲毫不能挽救歐洲鞋業正在沒落的現實，而且注定將成為徒勞之舉。歐盟委員會這回擺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姿態，原因很簡單，因為歐盟委員會負責人及各成員國派駐歐盟委員會的代表都是政治人物。在西方政治體制下，結果并不重要，態度和行動“政治正確”才是至關重要的。

　　對于中國而言，最意外的莫過于，事前一度誓言將阻止這一措施的德國等三個歐盟成員國突然180度臨陣倒戈，使歐盟又一次失去了擺脫被保護主義操控的機會。從國際經濟外交視角衡量，這樣公然的出爾反爾也是冒著損害國家信譽的風險。

　　一些評論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德國在其他一些議題上需要得到西班牙、意大利等成員國的支持。也就是說，中國和越南不過是“碰巧”成為了歐盟成員國之間政治交易的犧牲品。這種說法當然有一定道理，但似乎過于表面化。

　　矛盾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歐元的創建之初。無可否認，對于歐元區成員國而言，單一貨幣的問世，簡化了交易成本，從而極大地促進了區內貿易融合。但一種貨幣的背后，卻又埋下了兩大隱患，這在經濟繁榮階段或許并不明顯，而當危機一來便暴露無遺。

　　第一大隱患是貨幣政策獨立性問題。當歐洲央行代替各國央行制定貨幣政策時，也就意味著各國失去了獨立決定何時收縮貨幣、何時放松貨幣的權利。德國與西班牙兩國經濟狀況的對比便很能說明問題：德國目前的失業率約為8%，而西班牙的失業率則高出一倍還不止——約為19%。

　　由于歷史原因，德國在歐洲央行貨幣政策制定上具有較大影響力，歐洲央行繼承了德國央行控制通脹優先的穩健作風，所以在整個反危機過程中，歐洲央行并不像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一樣敢于實行大膽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這使西班牙、意大利等經濟韌性較為脆弱的國家深受其苦。當今年二季度德法在歐元區內部率先復蘇時，其他國家經濟復蘇明顯滯后。

　　第二個隱患是統一匯率帶來的分配效應不同。理論上講，歐元的匯率水平應當是16個成員國貨幣實際匯率水平的折中，必須綜合反映所有成員國的競爭力、勞動生產率和貿易盈余狀況等因素。如此一來，原來貨幣最堅挺的國家 (如德國)事實上將成為最大受益者——由于有了歐元，德國便可避免馬克大幅升值的局面，從而繼續擴大其貿易順差；而原來貨幣相對弱勢的成員國則在實際匯率走強的情況下，不得不蒙受更大的貿易逆差。因此，將德國轉而支持延長鞋類進口關稅的行為，視為試圖安撫西班牙、意大利等歐元區受損成員的舉動，是合乎邏輯的。

　　當前全球經濟衰退的陰霾并未徹底消散。一旦中歐之間因為短期利益而引發大規模貿易保護戰，對全球經濟復蘇的信心將構成毀滅性打擊。這既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也不符合歐洲的長遠利益。(劉濤 作者為宏觀經濟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