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三季度起，人民幣匯率事實上重新回歸到盯住美元的剛性水平，一直徘徊在6.83區間。但隨著中國經濟復蘇的跡象越來越明顯，貿易保護主義紛至沓來，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不斷增大。

　　美國制造企業對人民幣匯率怨聲載道，認為中國政府刻意將人民幣壓制在較低的水準，從而讓出口商獲得更大的競爭力。盡管美國并沒有給中國貼上操縱匯率的標簽，但據報道，匯率問題將是奧巴馬總統首次訪華的主要議題之一。雖然歐洲對中國的匯率政策的憂慮沒有美國那么公開，但歐洲高級決策者已打算向中國派出3人使團，努力游說中國允許人民幣升值。壓力同時來源于環太平洋國家，正在召開的APEC21國財政部長會議上，也多次呼吁提高人民幣匯率靈活性。

　　在央行最新公布的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對匯率政策提出了新的說法，認為應結合國際資本流動和主要貨幣走勢變化，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盡管在措辭上出現了罕見的變化，而且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的確客觀存在，但筆者認為，升值與否，將成為央行的兩難選擇。

　　由于人民幣匯率在實際中表現為盯住美元，在這種機制下，即使人民幣兌美元出現一次性升值，但兌歐元等其他貨幣卻未必升值、甚至由于美元貶值的累積幅度過大(3月份以來美元指數下跌幅度已超過16%)，人民幣兌非美貨幣僅僅呈現一種“假升值”狀態。除非中國的匯率制度出現變革性的調整：或調整“一攬子貨幣”的結構和權重，真正的盯住貨幣籃子；或放棄“有管理浮動”實現真正的自由浮動。但是，如果快速糾正低估的人民幣匯率，使其與美元真正脫鉤，可能在短時間內使得出口企業大量倒閉和農民工的大量失業，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經歷陣痛。正如央行行長周小川曾指出的“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在當前的經濟背景下，從央行一貫的謹慎作風來看，大手筆調整匯率制度的可能性并不大。

　　西方施壓人民幣常用的理由是：平衡國際貿易、改善全球失衡，事實上，這種論調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務上都站不住腳。匯率并不是導致經常項目盈余的原因，僅僅是國際貿易失衡的一種結果。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至今升值超過20%，但升值并沒有改善美國經常項目赤字不斷累積的問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日前表示，人民幣升值可能會扼殺全球復蘇。如果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率顯著下降，而美國和歐盟經濟又不能因人民幣升值得到立竿見影的提振，世界經濟將面臨推動力驟降的危險。外匯措施無法解決全球經濟中的問題，更為需要的是結構性改革。

　　對于中國來說，內部結構調整更是與人民幣匯率密切相關。即使受到金融危機沖擊，不論在經常項目還是資本項目中國都維持順差，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結構在本質上還是出口導向型的。如果結構不發生轉變，一定會體現為匯率上的壓力。另外，由人民幣低估和過度依賴出口所帶來一系列國內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已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人民幣匯率水平長期低于均衡水平則意味著中國大量的福利通過商品出口不斷向海外流失，客觀上降低了中國社會的整體福利水平。因人民幣低估所造成的環境污染、資源過度開采，以及目前最為緊迫的通脹風險，將會由全國老百姓來“埋單”。不論是從本國利益出發，還是從國際博弈的角度，人民幣確實需要通過適度的升值來達到平衡政治、經濟以及短期、長期等各方面矛盾。但是，僅僅依靠人民幣升值，顯然解決不了國民經濟的失衡問題。

　　盡管短期看來，中國現有結構模式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是并不構成不調整結構的理由。中國儲蓄率居高不下，私人部門投資未完全激活，僅靠政府投資消化高儲蓄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最佳的辦法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稅制改革以及社保福利改革，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費，由出口導向型策略發展到內外平衡的發展策略。不過，在復雜的利益博弈下，這些改革很難在短時間內完成。

　　人民幣匯率的出路，其實應該在匯率之外，合理的結構調整才是解決國民經濟、國際經濟失衡問題的根本途徑。盡管這些調結構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中國制造的競爭力，但卻能夠有效地解決結構失衡問題，同樣能夠起到“升值”的作用。(王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