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危機、國際貿易環境惡化情況下，今年前三個季度，19個國家和地區對于中國產品發起了88起貿易救濟的調查，包括57起反傾銷、9起反補貼，總金額約為102億美元(商務部數據)。

　　筆者相信，即使全球經濟復蘇，國際貿易環境改善后，中國也還會遇到種種國際貿易摩擦。實際上，近年來在沒有爆發經濟危機的情況下，中國也遭遇不少國際貿易摩擦。據WTO統計，中國已連續14年成為被發起反傾銷最多的成員。

　　看來，遭遇貿易摩擦將成為中國今后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常態。這該怎么辦？有句老話很貼切，“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歐洲、日本經濟重建的完成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工業制造業的崛起，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以及發展中國家之間貿易摩擦幾未間斷。

　　從“肉雞戰”“大米戰”“紡織品戰”，到“汽車戰”“芯片戰”，可謂硝煙不斷。但這并不能阻止世界經濟和貿易在自1950年后的半個多世紀中增長了30多倍。而且各國普遍認識到二戰前靠動武解決國際經濟貿易糾紛會給人類帶來什么樣的慘禍，基本上都是靠討價還價、相互妥協來解決貿易爭端。

　　30年前，中國的出口總額僅有百億美元，進出口總額占世界貿易總額不到1%，排名在30位開外。當然不會遇到什么貿易摩擦。30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事業，使中國的工業制造業形成了各國難以抗爭的強大競爭力。

　　從2004年以來中國出口額穩居世界第三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達到了約8%。正是由于“MADEINCHINA(中國制造)”在產品的質量價格等方面很難抗爭，對手才祭起貿易保護的旗幟。

　　但是，貿易保護主義是一把傷人也傷己的雙刃劍，沒人敢過度使用，因此只要我們保持住自己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就有資格在戰略上藐視貿易摩擦，媒體更不必為此大聲疾呼。

　　對于一種商品，一個企業或一個行業來說，貿易摩擦帶來的影響可能是災難性的。例如，對美國出口額占其出口總額近1/3的山東三角輪胎公司因為美國“特保”案，對美出口量從此前的月均30多萬條銳減至10多萬條。

　　前幾年，中國也曾和貿易伙伴在蔥、蒜、藺草制品等商品上出現過貿易摩擦。中國農民種植那些農產品，幾乎全是專供對方市場需要的，一旦出口受阻，就斷了生計。所以在戰術上，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解決貿易摩擦問題。

　　如何在戰術上重視貿易摩擦？從根本上說是提升出口商品結構，推進市場多元化戰略，乃至改善中國的經濟結構，擴大內需，減少對出口市場的依賴程度。但這些都是長遠之計，不能一蹴而就。

　　三角輪胎公司實行了產品多樣化和市場多元化戰略，訂單有所減少，但并沒有降到零。但是，當年種植藺草的農民就很難實行這些戰略，因為除日本等少數市場外，沒人需要藺草編織榻榻米。實際上即使是早已實現產業結構調整的發達國家也不可能完全把競爭力低下的農副產品和傳統制造業轉移出去。直至今天，發達國家之間也仍在農產品和制造業產品貿易方面不斷出現摩擦。

　　今后，中國和貿易伙伴出現貿易摩擦，應如何在戰術上認真對待？筆者認為，如果貿易摩擦涉及到鋼材、汽車、電器等大型現代企業集團的出口商品，相關企業要站出來，積極應對。這些大型企業集團不能“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要學會研發、制造方面的本領，也要學會應對國際貿易摩擦的本領，在國際貿易爭端的裁判庭上能唇槍舌劍，據理力爭，在庭外則要會“院外游說”。上個世紀，中國和韓國對歐洲出口的彩電都遭遇反傾銷的阻攔，韓國企業積極應對，保住了自己的市場；而當時中國企業因為沒能積極應對相關反傾銷案，被迫退出了市場。

　　在拉鎖、紐扣之類的中小企業生產的低端制造業產品方面遇到貿易摩擦，應主要靠商會之類發揮作用，組織相關企業積極應對。與組織各類國內的評比活動相比，組織業內中小企業團結起來應對國際貿易糾紛，應該是相關行業協會更重要的職責。

　　至于農副產品方面的國際貿易糾紛，顯然不能要求中國的農民為自己那一畝三分地上的產品去遠涉重洋打官司。這要靠政府以國家整體的力量抗衡，國際經貿關系中，大家都高唱“平等”原則，但實際的最高原則是“對等”，即：你要不“義”，我也不“仁”。當年那場蔥、蒜、藺草貿易摩擦，并不是靠中國農民實行產品和市場多元化戰略解決的，而是中國政府在汽車、手機等商品貿易方面提出了反制措施后，化解了糾紛。(陳曉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