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家媒體刊發了某國際投行關于今年中國奢侈品消費額將從去年的30億美元激增到50億美元的消息；此前，還有媒體引述國外機構的統計數據報道說，目前中國奢侈品消費已占全球市場的二成五，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相關報道沒有披露具體哪類商品、哪些品牌被統計為奢侈品，所以這些數據只是一家之言，不必深究。但是許多國人前所未聞的世界頂級名車、名表、名牌服飾、名牌化妝品正快步進入中國市場；中國人自己也打造出“天價煙酒”、“天價月餅”都是不爭的事實。

　　筆者認為，經過幾十年艱苦奮斗，中國人總體上終于過上了小康生活，有資格，也應該追求享受型消費了。這一方面能促進人的發展，另一方面也為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新動力。但是享受型消費不等同于奢侈品的消費。在理論上，奢侈品被定義為“一種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范圍的，具有獨特、稀缺、珍奇等特點的消費品”。從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說，和抽大煙之類的只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消費不同，奢侈品消費不是一無是處，所以不能明令禁止。但以中國現有經濟發展水平，奢侈品消費增長過快，占用過多資源，對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弊端也是顯然易見的。僅從經濟方面看，中國的產業結構亟待升級換代，而升級換代所需的研發投入不足；許多城市中，與流光溢彩的中心區一街之隔的地方因為公共設施投入不足，仍沒改變“臟、亂、差”的面貌。所以，中國應該對奢侈品消費有所節制，把更多資源引導到研發、社會公共設施投入等更能促進社會經濟持續發展方面上來。

　　據有關報道分析，中國奢侈品的消費者主要包括少數官員、企業主和追求名牌的年輕“白領”人士。針對這不同人群，約束奢侈品消費的措施應該有所不同。

　　日前，被媒體曝光的那位公開場合抽“天價香煙”，佩戴名牌手表的某地方政府官員因貪污受賄獲刑。筆者認為，即使這位官員不貪不腐，在公開場合展示的天價煙、名牌表完全是靠親友饋贈，丟了官也完全是咎由自取。既然選擇了從政為官的道路，官員個人的言行必須維護政府的形象，這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常識。對于各級官員，應該制定具體條例，明令要求時時處處保持“兩個務必”(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的作風，尤其在公務活動中不準使用奢侈消費品。官員崇尚奢華而招致災禍的古訓實在太多太多了，“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約束那些平日節衣縮食，為求名牌而一擲千金的“月光族”、“啃老族”白領們的奢侈品消費，主要靠引導教化。這方面，媒體責無旁貸。奢侈品的推廣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下大本錢，利用媒體進行宣傳，而且往往不是生硬的廣告，而是借倡導“時尚”、“品味”之名，對年輕人施加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不犯法，不能明令取締，只能靠媒體從業人員出于道德良心，把自己的媒體當做社會公器，自覺向年輕人灌輸文明進步的生活觀念。尤其主流媒體，如果一面作為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宣傳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一面宣傳推廣那些并不適宜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程度的奢侈品消費，則應該受到有關紀律的硬性約束。

　　應該說，目前中國奢侈品消費的主要群體還是先富起來的企業家們。他們中，不少人當初文化教養不高，社會地位低下，胼手胝足創業發家后，想通過炫耀性地消費奢侈品，提高自己的形象和社會地位。這情有可原，但理性不足。對這些人，一方面要動之以情，引導他們通過把更多財富投入社會公益和慈善事業，從而提升個人形象和社會地位。生硬地進行“艱苦樸素美德”的宣傳教育，可能不起什么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誘之以利，為他們創造更多的投資獲利機會，鼓勵他們將更多利潤投入到更高層次的擴大再生產過程。同時，進一步完善財務、稅收管理制度，嚴格限制企業主將個人奢侈品消費支出攤入企業生產成本。

　　至于利用非法、甚至犯罪所得進行奢侈品消費的行為，只能是對其繩之以法了。(陳曉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