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代》周刊10月12日(提前出版)一期發表文章，題目是“亞洲的演化”，摘要如下。

　　作為過去10年世界上最有活力、增長最快的地區，發展中的亞洲已經達到了新的繁榮高度。表面看來，這一地區在通往經濟發展的漫長而又艱辛的道路上有太多值得慶祝的事。很多人認為，亞洲世紀即將來臨。

　　這樣的慶賀似乎為時過早。無論你是否愿意接受，亞洲新近獲得的優勢地位仍然是不穩定的。

　　具諷刺意味的是，預測到這一結果的是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07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結束后的一次講話中，溫總理承認，中國經濟表面看來非常強勁，尤其是從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就業增長來看。然而他表示，在這種經濟實力外表之下存在很多問題。就中國而言，他警告說，中國經濟越來越“不平衡、不穩定、不協調、不可持續”。當時他并沒有認識到，這些后來為人們所熟知的“四不”將給中國必須完成的增長任務帶來多么緊迫而嚴峻的挑戰。至于這些真知灼見對整個亞洲所具有的更廣泛的意義，中國領導人和亞洲其他領導人都沒給予足夠的重視。

　　中國的發展經歷是范圍更大的亞洲發展模式的縮影，從這一程度上看，溫總理的“四不”正是實現亞洲世紀遠大抱負所要重視的。

　　從宏觀經濟角度講，亞洲的當務之急是達到更好的平衡。重新達到平衡的核心在于出現人們期待已久的亞洲消費增長。亞洲地區儲蓄風氣根深蒂固，消費方面的轉變不會很容易。毫無疑問，在這方面起關鍵作用的還是中國。在中國極有可能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情況下，中國需要在社會保障、養老金、醫療和失業保險方面采取更多積極有力的措施。

　　從制造業主導的出口增長向更多以服務業為基礎的消費模式的轉變，將減少對能源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增長的內在偏重。但亞洲必須更加努力地投資發展替代能源技術，改進現有生產平臺，以及向更輕型建筑和生產技術邁進。

　　“下一個亞洲”還必須通過加大對零散的經濟、市場和政治體制的控制，來應對協調能力上的先天不足。

　　亞洲的城鄉二元體制也是割裂社會和經濟結構的一種天然力量，使收入和教育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加劇，這一問題仍然是造成該地區不穩定的一個主要原因。腐敗泛濫使亞洲必須完成的發展任務在宏觀上的落實變得更為復雜。這一地區越成熟、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取得的進步越大，就越需要改善宏觀上的協調。

　　溫總理的“四不”大體上開出了自我反省的藥方。但“下一個亞洲”在對外方面上要實現的目標還很多———尤其是要更加關注跨國經濟一體化的好處。在這方面，該地區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和日本之間保持更密切的關系或將帶來最大的機遇，而兩國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天然互補。日益一體化的其他亞洲經濟成員將會認識到供應鏈外部環境帶來的好處，而這個外部環境將是中日進一步融合帶來的重要的副產品。

　　在20世紀90年代末那場金融危機之后的10年里，發展中的亞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正如在投資領域常說的那樣，過去的成就無法保證未來的業績。當前的全球衰退暗示亞洲應尋找新的增長模式。從這次變革中崛起的“下一個亞洲”需要從關注增長數量轉為關注增長質量。盡管經濟增長的質量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但其特征無疑涵蓋更好的平衡、穩定、協調、可持續性和融合。這正是亞洲經濟一次重要轉型的實質，這次轉型將使亞洲經濟比現在更促進消費、更輕型、更綠色。“下一個亞洲”需要更多地以這些尺度來衡量成就。(編輯：劉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