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人們把最多的贊美給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胡錦濤提出，中國到2020年將使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并爭取到2020年非石化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這一說法被視為中國將承諾量化減排的信號。鳩山由紀夫則是因為一個減排25%的承諾，一改麻生時代緊隨美國的消極，從“傘型集團”中脫穎而出。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繼續了他馬丁?路德?金式的演講風格，但卻因為沒有拿出任何實質性承諾，而只收獲了一些失望和指責。

　　如果不能在12月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達成“后京都協議”，美國將為此承擔最主要責任。然而，此時此刻最緊張的卻不是美國。不久前，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獲眾議院通過，盡管在參議院能否過關還要打上問號，但新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對不實施碳減排限額國家的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的舉措，則從另一個側面表明，美國已經積極投身到全球“碳政治”的博弈中來――盡管這其中仍不乏強權政治的色彩。此外，美國借此排除了道德上的風險，避免了“裸奔”哥本哈根的尷尬。

　　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諸多斗法，常常是“嘴上說的是主義，心里想的是生意”。相對于歐洲在世界主義方面的道德情懷，美國人是現實主義的忠實執行者。必須要看清的是，無論是簽署還是退出《京都議定書》，美國始終基于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在角色轉化中始終堅持如下原則：一是減排目標不能對美國經濟造成負面影響，二是發展中國家也必須承諾量化減排，這里的矛頭直指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

　　讓美國重新回到談判桌前，在聯合國的框架下討論減排，既是歐盟、“77國集團＋中國”、小島國聯盟、石油輸出國組織等共同的需要，也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自推動《京都議定書》簽訂以來，歐盟一直是國際氣候政治中無可爭議的領導者。美國不甘于由歐盟主導的“碳政治”，試圖在G8的基礎上另起爐灶，然而，能否如愿還有賴于“77國集團＋中國”的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哥本哈根前夕最焦慮的是歐盟而不是美國。

　　相對于歐盟，美國的經濟支柱是傳統能源，其先進技術集中在軍工、航天和信息技術領域。德國、法國、英國和丹麥等歐洲國家，在新能源技術上遠超美國，已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是，由于美國主導的全球貿易規則，美國的先進技術依靠知識產權相關協議獲得了巨額財富，而歐洲卻未能從新能源貿易中獲得太多。畢竟，傳統能源仍是能源消費大國的主要能源消費產品。

　　在“碳政治”的博弈中，真正的對決者仍是歐盟和美國。積極主導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歐盟，需要通過氣候政治改變其在新技術領域相對美國的劣勢，并通過全球碳交易體系，推進歐元成為國際貨幣的進程。同時，歐盟當然也希望在將先進技術向他國轉讓時，通過知識產權獲得較高收益。

　　但美國顯然不會坐視不理。通過“碳稅”的震懾，發展中國家購買美國先進技術的空間將進一步拓展。而今年美國能源部長訪華期間，美國對中美在清潔能源技術領域合作所表現出來的強烈興趣，也表明美國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的意愿明顯。由美國GE公司等企業向中國推銷的智能電網系列解決方案，也與中國對未來電網的改造設想一致。這其中滿是商機。

　　需要指出，中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傳遞出的最重要信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將逐步形成一整套國家戰略，而不是對碳壓力的簡單回應和幾句外交說辭。中國將進一步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這種努力可能在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的編制中得到更多體現。

　　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是長期的、一貫的。這些立場可以概括為幾個關鍵詞，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氣候變化問題歸根到底是發展問題”、“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是減緩和適應的關鍵”等。至于在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是否會拋出更為具體的減排目標和行動計劃，目前尚無從得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的減排承諾會集中在“碳強度”而非量化減排指標上。仍處在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不用急于現在就給出一個排放量達到峰值的時間表。

　　下一步，中國需要的是進一步調整心態，將外部壓力真正轉化為內部發展改革的強大動力。踐行科學發展觀，加快發展方式轉變，進一步提升規劃編制水平，調整和優化產業政策，建立健全法律體系……

　　加入WTO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發展改革進程。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則很可能是又一次發展良機。 (馮 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