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兩天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本周四在美國匹茲堡市舉行。這已經是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第三次G20峰會。世界幾大陣營對“后危機時代”所面臨的挑戰，已經開始凸現出“分歧較大”的軌跡。面對這種局面，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值得深思。

　　首先，以美國為代表的一部分發達國家的陣營，提出世界經濟失衡結構的“扭轉”是保證全球化環境下各國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重要因素。于是，按照這種邏輯，貿易順差國應該做的事就是增加消費、減少儲蓄；而美國這樣的貿易逆差國，就應該增加儲蓄，減少消費。

　　事實上，在這次金融風暴所導致的美國金融機構“去杠桿化”的過程中，美國大眾的消費能力自然受到了很大的打擊。相反，中國這樣的貿易順差國家，在這場危機中，并沒有受到任何的“市場力量”來抑制企業出口的能力，結果中美貿易順差的減小自然非常有限。但是，美國決策層對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認識存在一定的偏頗性，它們把全球化環境下國際分工所帶來的世界經濟創造財富能力提高的本質給忽視了，而把這種國際分工所造成的世界經濟失衡的客觀結果說成是危機形成的原因(這種解釋也是和美國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相違背的)。這多少有些嫁禍于人的味道。

　　很多資料已經證明，這場危機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把全球化帶來的日益增長的財富交給了那些沒有參與財富創造的人群”來惡意分享，以及“把這些寶貴的財富交給不受到嚴格監控的人群”來管理。

　　另一方面，自由貿易雖說能夠保證世界整體增長的速度加快，卻無法保證參與貿易主體的雙方能夠得到“公平的”財富分配，即使這樣，如果美國將它擅長的“技術”、“品牌”等無形資產參與和中國產品貿易的行列中，那么，由于美國占據了較好的“貿易條件”，應該說，和中國進行這樣的貿易，它們的利益會比中國更大。

　　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政府不應該和中國打貿易仗，而是應該同意來自中方進口技術產品的貿易要求。否則，美國現在倡導的“后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不僅不會讓各國經濟走向繁榮，反而因為這種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而使得各國經濟復蘇的步伐不得不放慢，并在各國之間產生非常有害的“負外部性”效果。

　　其次，以歐洲為代表的相當多的發達國家，認識到了“金融創新濫用”的可怕性，提出了對金融創新的整個產業鏈，包括國內和國外，都應該實施統一標準的金融監管模式。其中，最為敏感的是對金融行業“精英層”的薪酬限定制度改革。歐洲方面認為，這場危機讓大家看到的是從事金融創新高風險業務的華爾街精英們，事前將業務的高額利潤通過高薪酬的風險補償制度獲得了提前套現的權利，但是，事后當風險真的呈現的時候，這些人卻并沒有受到有效監管制度的約束而去承擔更多風險，相反卻讓不知情的投資者承擔了和他們“低收益”完全不匹配的“高風險”。

　　第三，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強調的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國際金融機構在提升發展中國家話語權上所應作出的努力。今天，中國外匯儲備中對美債權比例不斷增加的現象背后，也暴露出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結算貨幣體系上美元主導地位的格局不可撼動的事實，只要我們手里外匯增多了，就不得不牽涉到美元資產配置的問題，由于種種障礙我們目前不得不采取保守的國債投資“策略”，但是，短期內如何約束美國貨幣當局尊重債權人的利益，比如，讓美聯儲減少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對債權國利益的負面沖擊等，已經成為石油美元國家(中東和俄羅斯等)和商品美元國家(東亞等國)共同關注的問題。因此，中國應該在這次峰會上呼吁美國在加強貨幣政策自律的同時，進一步呼吁對中國開放更多的技術消費市場和企業股權投資市場，讓我們的外匯儲備能夠更好地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今天，中國正在以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上，無論是在“綠色增長”(低碳經濟、新能源戰略)的目標上，還是在維持世界經濟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上(不輕易退市而去搭別國的救市便車)，都表現出了非常積極的姿態和努力。希望通過和大家的共同合作，來謀求世界經濟發展的“多贏”模式。

　　但是，我們也應該要在“富人俱樂部”中，代表新興市場國家或團結更多的新興市場國家和支持新興市場國家利益的團體聯合起來，張揚我們處在發展階段中應有的“特殊權利”(歐美發達國家在他們的發展階段也爭取到這樣的“利益保護”特權)，不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國情而一味地尋求公平統一的世界模式，是不可能讓發展中國家最終得到“公平”結果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歐美政府向我們提出了“無理”的條件，甚至采取了“無理”的制裁，我們也應該毫不畏縮，將“中國立場”進行到底，通過針鋒相對的“貿易保衛戰”，告訴美國一部分利益集團，中國不會選擇“萎縮”、“謙讓”的態度，美國激起的“兩敗俱傷”的貿易戰讓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自己都會看到這樣的做法是在遏制世界經濟的健康復蘇，最終一定會放棄大打貿易戰來維護自己利益的愚蠢想法。(孫立堅)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