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山西省利用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產業洗牌機遇，斷然終結“小煤礦”時代，大步推進“大煤炭經濟”。據稱，到2010年底，山西省原有的2600座煤礦將只保留1000座。這意味著，山西數千名煤老板將退出歷史舞臺。據業內人士估計，山西各地煤老板手中大約有3000億元的資金，煤老板們的轉型之路充滿荊棘。(9月21日《經濟參考報》)

　　在夾雜著一絲興奮情緒與一絲復仇快感的“別了，山西煤老板”聲音中，有媒體居然在為手握巨額資金的轉型煤老板們擔心，在很多網友看來簡直不啻為一種舔舐富人臀部的不恥之舉。既然山西煤老板早已作為一個集體被無懈可擊地打上了“罪惡之印”，何須再為煤老板有錢沒處花或者有錢沒處賺更多的錢瞎操心呢？甚至有憤青認為，應該將這些煤老板的錢都給“共產”了才好。

　　首先聲明，我絲毫無意要為煤老板們攫利路上的種種惡行涂脂抹粉的意思。我想到的是《憲法》上“保護公民合法私有財產”的條文，以及有關競爭與壟斷的一個簡單經濟學常識，進而有些懷疑：國進民退的所謂“大煤炭經濟”，所能帶給我們的究竟是更少還是更多，是更好還是更壞？難道我們曾經對國字頭壟斷企業傾吐過的那么多苦水與怨氣，還不足以讓我們為之感到警惕與擔憂嗎？

　　斯密在《國富論》中說：人以自利為出發點對社會的貢獻，要比意圖改善社會的人貢獻更大。煤老板縱有千百樣不可辯駁的惡行與虧欠，但是由相對充分的競爭所帶來的種種額外效益，即使并不出自煤老板本意，仍是被社會所享有了的。更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因為煤老板們(而且肯定不是所有煤老板)事實上的暴富，就認為其私有財產具有“帶血的原罪”，因而不值得受到法律的保護呢？

　　首先，盡管在執法上的瑕疵很大，但大多數煤老板應該仍算是“普遍現實”意義上的合法經營。至少，公眾不應以想象中的罪責來對煤老板集體作出違法經營的格式化判決。更何況，諸如官煤勾結之類的執法瑕疵，顯然也不應該由煤老板一方來承擔所有的罪責。其次，既然是合法經營，那么即使暴富，也應該算是合法所得。如果明明是非法的、“帶血的”卻依然可以暴富，要么是法律本身出了嚴重的問題，要么則是執法的潰爛。這里又涉及到一個認定屬于“誰的責任”的問題；而且在以后，也仍然可以依法繼續追究罪責。至于這種情況在將來的國企大煤炭背景下，會更多更隱蔽還是更少更公開，誰也不得而知。

　　對于煤老板的巨額財富，我持這樣的觀點：犯法了，就應該依法受到法律的嚴懲；沒犯法，則合法的暴利也應該得到尊重和保護。換言之，既然沒有合法證據將暴富的煤老板投進監獄，那么煤老板的私人財產就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我們常將礦難頻仍的一個重要原因，歸結為煤老板沒有企業家精神，可是企業家精神恰恰是首先建立在法律對私產的嚴格保護之上。為什么那么多煤老板只想撈一把就走，而從不想著發揚晉商精神將企業做大做強，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為沒有安全感。

　　正是基于這樣的視角，眼下山西煤礦大規模的“國進民退”，理應充分注意對煤老板合法財產的尊重，絕對不可亂以國民名義野蠻剝奪或侵犯煤老板的合法權益。因為嚴格保護私產永遠都是企業家精神發育的必備土壤。須知，煤老板所遭遇的，所有的企業家其實都在看。(舒圣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