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六部門聯合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作為首次對所有行業央企發出的高管“限薪令”，《意見》首次明確規定國企高管基本年薪與上年度中央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相聯系”，績效年薪根據年度經營業績考核結果確定

　　等內容，旨在“切實形成企業負責人績效年薪與實際經營業績密切掛鉤的機制”。(9月17日 新華網)

　　國企高管薪酬近年來飽受詬病：一是薪酬高得離譜且與普通一線職工工資收入差距過大；二是缺乏必要的薪酬波動機制，基本上是“任憑市場風吹浪打，我自高薪巋然不動”。如今，《意見》對這兩大焦點問題都做出了積極和明確的回應，可謂對民意的尊重。

　　《意見》要著力推動和建立“企業負責人績效年薪與實際經營業績密切掛鉤的機制”，雖說從大原則和大方向上講沒有問題，但何為“實際經營業績”卻仍是一個較為含糊的概念，亟待厘清。

　　毋庸諱言，國有企業的經營業績，有一部分緣于“政策性盈利”，如煙草、石油、電力、通信等行業，它們的一些利潤就得益其特殊的市場壟斷性地位。

　　在目前語境下，我們無法清晰區分，壟斷國有企業的經營業績究竟是高管的領導有方所致，還是企業的壟斷地位使然，兩者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貢獻比例。搞不清楚這一點，簡單地按照經營業績和績效工資掛鉤的方式來核定高管薪酬，很可能將國家賦予企業壟斷地位對經營業績的貢獻，錯誤地算在企業高管的頭上，成為了其績效工作中不菲甚至最為重要的一筆收入。

　　經濟學家林毅夫曾經斷言，我國國企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要合理有效地剝離其“政策性負擔”。在他看來，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很多企業負責人會利用企業和政府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把由于吃、拿、占、轉移國有資產所產生的虧損都說成是政策性虧損，要政府負責；而且，政府官員拿的是納稅人的錢補貼國有企業，使企業很容易以政策性負擔為借口，讓國家把各種虧損包下來”。他進而認為這就是經濟學界常講的“預算軟約束”。以此為依據，他進一步斷言，“只要有預算軟約束存在，任何關于公司治理的改革都不會取得實質性效果”。

　　把這樣的理論套用在國企高管薪酬改革上，同樣適用。由于考核者和國企業高管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最終被認定的經營業績可能是“業績軟考核”下的結果。這樣，越來越多的“政策性盈利”就會被計算到國企高管的頭上，從而讓任何關于國企高管的薪酬改革不會取得實質性結果。

　　國企高管薪酬改革的關鍵還是要剝離“政策性盈利”，或者更確切地說，就是要區分清國企政策性地位和高管經營水平對企業經營業績的貢獻程度，而這顯然是擺在掌控國企高管薪酬考核權的相關部門面前的一個重要命題。(志　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