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會同中央組織部、監(jiān)察部、財政部、審計署、國資委等單位聯(lián)合出臺《關于進一步規(guī)范中央企業(yè)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這是中國政府首次對所有行業(yè)央企發(fā)出高管“限薪令”。(9月17日《羊城晚報》)

　　這份“限薪令”的出臺可謂好事多磨。今年2月份，財政部辦公廳向各有關單位印發(fā)《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6月10日，《關于進一步規(guī)范中央企業(yè)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通過，原計劃在今年7、8月份執(zhí)行，一直推遲至今。

　　人們關心的是，這部“千呼萬喚始出來”的“限薪令”能否令行禁止，將高薪者的薪水真正降到民意期待的水平？能否體現(xiàn)真正的社會公平？

　　客觀而言，這份“限薪令”能出臺就是希望，首次和職工平均工資掛鉤就是亮點。不過，這和公眾的期待還有相當的距離，因為人們希望的是一份簡明、扼要和看得懂、有實效的限薪令，而不是一個滿紙抽象原則、動輒“基薪+績薪+中長期激勵收益”的“三段論”式規(guī)定。這只會讓公眾一頭霧水。

　　還有就是，像平安的馬明哲因為6600多萬年薪而成為“高薪門”的主角兒，卻因為是“國有參股”而不在限薪之列。這樣一來，所謂的高管限薪令就成了某種“抓大放小”，影響了公眾對限薪令的支持度。回首再看，這部具有最終行政法效力的“升級版”“限薪令”較之今年2月份的“初級版”“限薪令”似有倒退之嫌。此外，這一“限薪令”僅僅針對中央國企有效，對地方國企“限薪”只有“指導”作用。一個指導，大大降低了“限薪令”的威力和普及性，折衷的結果恐怕會讓民眾意興闌珊。

　　在2002年，我國就開始實行國企高管年薪制，規(guī)定高管年薪不得超過職工平均工資的12倍。事實上，近幾年來，國企高管的年薪遠遠超出這一比例。而在這份“限薪令”中，雖然提到國企高管的薪水和職工平均工資掛鉤，但沒有規(guī)定具體的比例。如此一來，高管和職工收入的公平恐怕就是一句空話。如果2002年的1：12不合時宜，不妨和美國的限薪令作一對比。限薪之后，美國高管們的最高收入是50萬美元，2008年的美國人均收入不足3萬美元，兩者差距不到17倍。據國家統(tǒng)計局7月29日統(tǒng)計數字：上半年全國城鎮(zhèn)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14638元，同比增長12.9%。就按20倍計算，中國國企高管的年薪不到30萬元。然而，事實上，國企高管們的薪水遠比這個數字高得多。按照今年2月份財政部的高管限薪令，國有金融企業(yè)負責人最高年薪為280萬元人民幣，且該薪酬為稅前收入，要依法交納個人所得稅。這個數字對一般民眾而言，依然是瞠目結舌的天文數字。

　　資本主義的美國金融高管們都能被總統(tǒng)斥為“貪婪”而被行政化強制限薪，社會主義的中國在高管限薪上顯然不能婆婆媽媽，躑躅拖拉。所以，公眾期待中的高管限薪，應該涵蓋所有的高管，不管是國有獨資、國有控股還是國有參股。而且，限薪的力道應該再狠一點，再準一點，否則會讓普羅大眾很受傷。(張敬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