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廣州作了一番極富感染力的演講。

　　這位國企掌門人說，自己“算個好老板”。“2002年到2007年，我們有1500億元利潤，我給央企1556位副總以上的領導平均每年漲了4600萬元工資，他們給你1500億元，你即使拿出1億元也應該。拿高薪要靠本事，但薪酬支付要講良心。你錢給少了，人都跑了！不講效益的公平不是真正的企業(yè)。”

　　這話不無道理，在紅塔集團的“褚時健時代”，平均每給國家創(chuàng)造14萬元利稅，褚時健自己只拿到1元，這已經(jīng)被貼上了“此路不通”的路標，他衍生的“59歲現(xiàn)象”成了能記錄改革30年的一個關鍵詞。從某種意義上說，儲時健的錯誤也許就是“早生了幾年”。

　　但誰又能說，晚生幾年，儲時健的命運就不是平安老總馬明哲年薪6600多萬元的命運？再換一個表述，馬明哲早生幾年，平均每天往自己口袋裝18.3萬多元，還能有他“我把中國平安帶進了500強，我的貢獻對得起這份薪酬”這樣的后話嗎？

　　也許，這才是真真切切的“時間是金”。

　　如今拿著高薪的央企高管應該感謝這是“褚時健的后時代”，感謝國資委對企講效益的“好政策”，感謝“人力資源”地質(zhì)探測儀精準地探到“人才”這一寶礦，不遺余力地開發(fā)……

　　盡管如此，我們?nèi)匀徊浑y看到李榮融報告背后的潛臺詞——“目前的央企高管薪酬是適當?shù)摹！?/p>

　　對央企高管應該拿高薪，老百姓沒什么說的，“力量大，責任大，碗里的肉要多”，但高出多少合理，高在哪里，是否透明、公正，卻是公眾最想知道的。

　　李融榮強調(diào)，應把國有企業(yè)培養(yǎng)成為巨星級的企業(yè)，NBA的“明星”一會兒投2分球，一會兒投3分球，看看挺好，但不穩(wěn)定。“巨星”就是恒星，他可以一直在球場上閃爍，“我們應該把國有企業(yè)培養(yǎng)成巨星，不讓國家失望、人民失望，在有需要的時候一定扛得起來”。

　　這個比喻挺好的，我們的確需要“共和國的長子”擔當“巨星”角色。

　　但“巨星的角色”并不意味著“巨星的身價”。

　　喬丹是NBA最出色的球員，在1997-1998賽季，喬丹的年薪達到3314萬美元，堪稱“打工皇帝”，這一工資紀錄至今無人超越。但我們知道，喬丹拿到的每一分錢是俱樂部私人老板的錢，而不是國家的錢，他是“美國的喬丹，但更是俱樂部的喬丹”。

　　況且，喬丹的身價是市價，從一個球隊挖到另一個球隊是需要籌碼的。NBA中規(guī)定了每支球隊所有的球員一年的薪水加起來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這個限度叫做“工資帽”，又叫“工資上限”。球員的薪酬合同嚴格、規(guī)范，“遠比一只籃球要高”。

　　相比之下，我們國企明星(或巨星)高管薪酬就不那么“市場”。

　　首先，國企的利潤不是國企老總一人創(chuàng)造的，國家的政策法律、經(jīng)濟法規(guī)、市場準入、上市保護等對國企的傾斜，無一不是創(chuàng)造財富的矢力。電力、石油、通信、煙草等壟斷行業(yè)，哪個又是僅依靠市場就能取得如此經(jīng)營業(yè)績？央企的財富確切地說，不是央企個體的財富，我們發(fā)給“中國喬丹”的錢是國家的錢，也不是私人老板的錢。

　　其次，央企老總是行政任命的，不是市場產(chǎn)生的。這些總經(jīng)理、董事長的另一個身份，是副部級(或者別的級別)的干部。他們的“雙棲”身份，一邊要兼顧行政序列待遇，一邊要兼顧人力資源市場發(fā)出的價格信號。最后的結果是：同樣是公務員，同樣一個級別，收入可以相差幾百倍。

　　究其背后的原因，是國有財產(chǎn)所有人權利喪失。央企作為國有財產(chǎn)，其所有權應屬全體國民，雖然國資委代行相關職能，但這種職能的行使在多大程度上有公共參與，又在多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國民的意志？

　　有人建議，應該建立央企一把手薪酬公民聽證制度，甚至有人認為其薪酬應該通過人大等。拿高薪不是不可以，但應該走民意“批準”的程序。“程序的正義才是最大的正義。”

　　央企高管高薪問題說了一年又一年，但一直沒有實質(zhì)性解決，可以預見，即使今年降薪，也是“權利下的降薪”、“輿論下的降薪”，而不是“制度性降薪”，說不定，馬上就有變通方式的報復性增長。

　　如果央企高管希望和能拿NBA高薪的巨星相比，我們更希望有一套比NBA巨星薪酬更好的央企高管薪酬規(guī)范文本，因為“此巨星非彼巨星”。(本報記者 從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