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武漢晚報》報道，招商銀行日前發布了中國城市居民財富消費報告，顯示國內許多居民的個人及家庭財務已陷入“亞健康”狀態，三成居民的家庭負債率高達40%以上，遠高于30%的安全邊界。

　　另據人行武漢分行營管部數據顯示：到今年2月，武漢市個人消費貸款余額為692億元。若以全市800萬常住人口計算，武漢人均借款8650元。2008年武漢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000元。依此推算，武漢市人均負債率高達51%。盡管存在統計偏差，但從上述兩項數據的綜合分析來看，至少相當部分中國居民的家庭消費比例存在過高的傾向。

　　這樣看來，似乎中國并不存在消費不足的問題。相反，過度消費的問題卻要引起相關部門的高度關注。究竟中國普通居民的消費狀況如何？是否如國內外相關宏觀經濟研究的那樣儲蓄比例過高？

　　實際上，微觀個人的儲蓄消費與宏觀層面的儲蓄消費存在較大的差異。微觀個人的儲蓄消費主要指個體的行為，包括收入來源、消費儲蓄比例、以及負債程度等等；宏觀層面的儲蓄消費則主要研究GDP等經濟增長、總體儲蓄投資比例、以及社會消費增長等等。宏觀的儲蓄實際上包含了微觀個人的儲蓄，以及企業、政府的儲蓄行為。

　　因而即便是個人收入中用于儲蓄的比例并未大幅增長，只要企業和政府的存款增加，那么宏觀層面的儲蓄也同樣會大幅上漲，這與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期在“全球智庫峰會”上所提出的中國儲蓄增長大部分來自企業和政府的觀點基本吻合。

　　國內外研究者所爭議的中國儲蓄過剩問題，可能主要應歸咎于企業與政府的儲蓄過高。最為典型的案例就是關于中國外匯儲備過高導致政府被迫對外投資的問題。

　　其次，從實體經濟運行周期的角度來看，企業儲蓄實際上是擴大再生產投資的主要資金來源，這與個人儲蓄用于最終消費完全不同。而企業儲蓄不斷提高的同時也意味著其實體經濟投資的比例在不斷下降。

　　因此，中國真正儲蓄比例高的部分來自企業和政府，而要進一步提高中國居民的最終消費能力，主要應做到變“藏富于國”為“藏富于民”。從宏觀上來說，即將企業和政府的高儲蓄轉移為居民的收入。

　　這與周小川所提出的讓公眾更多分享國有公司高收益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通過股市讓居民財產性收入增加并不具備普世價值。事實上目前中國絕大多數金融財富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此外，金融市場的波動性也不能保證居民能夠獲得持續穩定的收入，這與鼓勵個人消費實際上是相悖的。(陸志明 上海 財經評論人)